“暨南大学的校长行政级别是正厅级，校长、副校长都没有配专车，工资也是绩效工资，其行政级别并没有带来实际的资源，意义不是很大。”昨日，进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提出观点认为，高校取消行政级别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制定完善的自主办学机制，减少官本位的思想。（03月02日 来源广州日报）。
高校取消行政级别，笔者非常赞同。只有彻底地从行政级别中摆脱出来，建立起符合高校自身特点的管理体制，完善好符合高校发展的评价机制，中国的高校才有可能健康待续的发展，才有可能出现世界一流的大学。
但是，对于周天鸿副校长“其行政级别并没有带来实际的资源，意义不是很大”的观点，笔者却不敢苟同。因为如果事实真如周天鸿副校长所说，那大学就不会出现“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大家挤破脑壳争级别、争职务的现象。
可能对于暨南大学及其负责人来说，行政级别的确没有带来实际的资源，意义真的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和单位，只要是国有的、是公立的，都有自己的行政级别，而不同的行政级别其资源配置和物质待遇可以是天差地别。一个三个人的厅局级单位与一个几万人的科级单位，其享有的各种资源、其负责人的基本待遇可以是差别悬殊。
因此，在中国，无论什么单位，也无论什么行业，人们注重的就是行政级别。从企业到学校，从司法机关到行政机关，从事业单位到科研院所，从道观到寺庙都在争行政级别。一旦单位的级别提高了，其经费保障、办公用房、小车配置等都会相应增长。而如果干部的级别上升了，其工资、奖金、福利也都会相应增长，连坐的小车、住的房屋，甚至死后的丧葬仪式的规格都有不同。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单位就不是想方设法地做好工作，服务好社会，而是千方百计地争级别，科级争处级，处级争厅级，厅级争副部级，副部级争正部级。许多人就不是兢兢业业地做工作、搞研究，钻学术。而是削尖脑壳往往官路上挤，朝思暮想搞一顶乌纱帽戴上。所以，一个市就有11个副市长，一个县政府办公室就有28名股级秘书。
笔者一个同学在一家以宣传为主业的事业单位工作。他告诉我，按说这家事业单位是不应该定什么级别的。但是，当地所有的单位都定有级别，所以政府文件也明确规定他们单位为“局级”也就是“科级”，局长是正科级。工资待遇、各种津补贴都按科级发放。下面的级别和待遇就相应地递减。
有些人业务能力很强，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级别，有些待遇就享受不到，每年的基本收入就要比别人差一大截。所以，包括一些业务尖子在内的职工，就不是想着怎么干好工作，而是想着怎么当上干部，搞一个级别。哪怕是国家公务员系列中没有设置的副股级也争夺得非常厉害。为了平衡，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局领导就只有超规定、超职数提拔干部，干部与职工的比例几乎达到了一比一。而一些业务能手成了干部以后，就更加远离业务，他们总结是提拔了一个干部，就少了一个业务骨干。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当下许多地方对单位和个人其考核标准、其评价机制好象只有一个，那就单位是什么级别，本人做的多大的官？
哪怕你业务能力再强，业绩再优秀，如果没有一定的级别、没有一个职务，社会也不会尊重你，人们也不会看重你。好象没有一定的级别、不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单位就没有底气，个人就没有成功的人生长。而如果你一说是地厅级、省部级；是县长、市长、厅长，人们就肃然起敬。就会认为了不起，有本事。
在这种情况下，连和尚、道士都要争个级别，就出现了处级道士、局级和尚的现象。官本位的思想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也就是根深蒂固。
从道理上来说，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它的考核方式和评价机制应该是是以培养人才来衡量，以学术成果来做标准。它的资源配置应该是由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来决定。但是，目前中国的大学资源配置还主要是依据其行政级别来决定的，员工的待遇也是依据本人的行政级别来决定的。
所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易，取消官本位思想难。因此，要想“制定完善的自主办学机制，减少官本位的思想”，就必须破除原来对大学的管理方式和评价机制，重新建立起合高校自身特点的管理工作体制，完善好符合高校发展的评价机制。从资源的配置、待遇的分配都向教学效果倾斜，向一线教授倾斜！这样，学校不再为争级别而费心，教授不再为当官而努力，中国的大学才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学，才会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