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德：《新民报》的“掌门人” 掌门人

　　陈铭德：《新民报》的掌门人

　　

　　蒋丽萍 林伟平

　　

　　以社会新闻为突破口

　　

　　1937年12月，《新民报》从战火纷飞的南京，仓皇西迁，路艰辛来到大后方重庆。

　　

　　在首都八易寒暑，羽翼渐渐丰满，现在一切又将从头做起。真是谈何容易。一对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这时已经两手空空，西迁路上，报社同仁的伙食费和零星开销也是他们私人拿出900元钱负担的。报纸要重新出版，没有钱寸步难行，不得不求助于重庆的金融巨头。

　　

　　经老朋友、时任华西公司经理的胡子昂先生介绍，他们以轮转机和卷筒纸作抵押，向重庆银行董事长潘昌猷贷款3000元，《新民报》复刊工作才得以启动。

　　

　　《新民报》的这一对老板，是个绝配。女老板邓季惺搞硬件，搞理财，搞内务是一把好手，打点人际关系，网罗四方人才，搞外交，就是陈铭德的强项了。陈铭德迈出《新民报》重庆时代辉煌的第一步，是把原先离开报社与张恨水一起去办《南京人报》的张友鸾请回《新民报》。张友鸾先生是个办报奇才。总编辑赵纯继原是跟张友鸾学习新闻的，见到老师重返报社，就提出把总编辑的位子让出来，张友鸾执意不肯，称自己是来避难的，迟早要回南京去，而赵纯继是四川人，还是由他担任总编辑，工作一起来做，就不谈什么名义了。张友鸾就在《新民报》任主笔，并负责编辑社会新闻版。

　　

　　张友鸾主编的这个社会新闻版十分了得，它成就了《新民报》同仁的一个理想，那就是办一张反映底层民众疾苦和呼声的报纸。陈铭德与张友鸾、罗承烈、赵纯继等骨干商定，复刊后的《新民报》的读者对象是以中下层公教人员为主体的城市市民，新闻和文章以短小精悍取胜，编辑组版以生动活泼见长；根据重庆的学校和文化人日益增多的情况，增加副刊份量：而报纸的新闻内容就以社会新闻为主。

　　

　　《新民报》从此确立了自己的最大特点：民间性。

　　

　　这个设想其实也是《新民报》同仁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的一种避重就轻的选择。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布了《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规定各省市各种报纸从社评专论、专电通讯到一切副刊文字甚至广告，一律要送各新闻检查所检查。对于《新民报》来说，这样的新闻钳制并不陌生，只不过这一次是借着战时的名义，对舆论的钳制就来得更加堂而皇之。《新民报》在过去的实践中已经和新闻检查官员打过许多场不愉快的交道，南京《新民报》开天窗的事情也已发生过多起。譬如1936年9月18日纪念九一八的社论被扣，《新园地》和《南京版》两个副刊上的文章亦全部被扣，这一天的报纸就开了两个巨型天窗。《南京版》主编施白芜愤而撰文，发一番牢骚，以示抗议。不过，那是在非常时期之前。现在是非常时期，扣就扣了，还有什么话可说？！

　　

　　因此，《新民报》西迁之后以社会新闻为主的办报设想，也就是想以退为进，从旁门左道走向报纸的新的生命之地。事实证明，以后，重庆各报的共同缺点是，社论千篇一律，新闻因中央社统一发布，都大同小异一（见曾虚白《中国新闻史》），而独有《新民报》，在当时却以社会新闻一枝独秀。可见《新民报》重庆复刊方针的英明。同时，《新民报》的副刊绵里藏针，不失时机地说一些抨击当局的话。副刊和社会新闻相得益彰，把《新民报》的民间立场演绎得有声有色。

　　

　　这个方针也显示了《新民报》同仁的共同趣味和立场。《新民报》同仁大多是站在权力政治边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与民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反映民间的要求，发表民间的见解，呐喊民间的疾苦，就是一种出自本然的要求了。

　　

　　《新民报》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一个成熟事业的理性风采。这个办报方针一直为以后创办的《新民报》重庆版晚刊、《新民报》成都版日、晚刊，以及抗战胜利之后的南京、北平、上海版《新民报》所用，成为《新民报》的办报传统。

　　

　　网罗报界英才

　　

　　重庆是陈铭德、邓季惺的故乡。和别的流亡到这里的难民不同，他们操着和本地人一样的语言，就没有当地人和下江人的隔阂，先自有了一种亲切。打开局面虽然困难却仍然算得上顺利，再加上陈铭德和邓季惺那种雷厉风行的风格，1938年1月15日，只经过个把月的筹备，重庆《新民报》就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