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岁那年，我下定决心，准备考研。半年的光景中，我几乎整日埋在书籍和笔记之间，皱着眉头，内心怀有薄薄的期许，更多则是厚厚的怀疑。在最艰难的时候，典林兄给我发短信说：“艰苦的耕作和轻松的采撷一样动人。”我犹记得，自己站在雪中，捧着手机，潸然泪下。
考研是一场寂寞的耕作。高考时，我们犹能彼此搀扶，完成课堂上的标准动作，然后在期末排名中嗅到一丝征兆。但考研那一整年的光景，就像去跑一场只有一位选手的马拉松，只有在终点触线的那一刻，才能知道自己命归何处，剩下的时间，都只能躲在自习室中，默默与自己较量。
学校的自习室在新图四层，管理员是一位身材微胖的阿姨，夏天未至，便早早把空调开得十足，但因为坐南向北的缘故，还是抵不过夕晒的难熬。乳白色的钢制书架，在屋子中央逐层排开，两边整齐地码放着八张方桌，几十把木椅，早上八点一开门，不需多时，狭小的自习室里就能坐个满满当当，满头大汗的，都是些为了前途苦苦修炼的年轻人。
在图书馆最初的两个月里，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能踏下心的，粗粗算来，竟然把书架上相关的专业书籍通通翻了一遍。自习室里学生虽然多，但不消几周便能混个半熟脸。在书架取书时，我经常会和一个商学院的女孩碰到面，她每次都戴着两只蓝色的套袖，人瘦小得很。相遇的次数多了，也就猜到彼此要考的是一个专业，免不得会相视一笑。我还记得曾有一个高个子的男生，面目粗壮红润，看书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缝，他的桌子上总摆着一本雅思圣经。有次我坐在他旁边，偷偷看到书的扉页写着一行清秀稚气的文字：“老公，我们一起去美国。”那种动容，如鲠在喉。
偶尔焦虑难忍，我便干脆一转弯，逃到摆满小说的书架，将一个不知名的作者，从尘土中摘下来，像摘桃子，捧回去自己品尝。我曾读到过一位冷僻的日本作家，叫做片冈铁兵。记得那篇短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哥哥千里迢迢赶到马戏团，观看妹妹的演出。只见她在钢丝绳上做着各种动作，惊险而优美，但当音乐升至高潮时，她失足从六层楼高的钢丝上坠落。故事戛然而止，却害得我连续做了几夜相似的梦，只不过，从高处跌落的人，换成了我。
年至八月，气氛渐渐变得紧张起来，那种感觉像是被什么人片刻不停地追赶着，但回过头，又什么都没有。入夏后的一天，我在图书馆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姥爷肚子疼得厉害，已经叫了救护车，让我赶紧回家。我知道姥爷是个脾气倔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踏进医院半步。
我是被他和姥姥带大的。姥爷的脾气倔强得，年轻时吃了不少苦，我听姥姥说，他曾为了几十块钱押运过一台机器，从北京跑到了云南，在火车狭小的空间里，竟然坐着睡了三十个夜晚。六十岁那年，他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切掉了大半个胃。医生和家人说，回家修养吧，剩下的日子，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于是姥爷酒照喝，生气起来骂人，照样是洞彻整个胡同的响亮。如此过了二十一年，竟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可是那个下午，当我听到救护车的消息时，心头隐隐泛出些不祥的兆头。
姥爷患上的是胆结石，医生说，应该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父母不愿耽误我的学习，各自熬了两夜，到了第五夜，终于换到我去陪床。姥爷的炎症尤其厉害，各种消炎药都使了个遍，还是起不到一点儿作用，隔几分钟就会咳一口浓痰。床边的一卷卫生纸，不过半夜，便用完了。
我记得因为没有床位，他当时躺在医院过道的简易病床上，我则坐在一侧，看他睡熟了，就抱着一本毛概反复默念着。半夜时，他突然咳醒过来，想起什么似的，把我唤到耳边，嘱咐我说学习不要过分劳累，一切以身体为重，还吩咐我从他的衣兜掏出一百块钱，让我回学校多买点冰棍解暑。
八月中旬，姥爷病情愈重，幸好ICU空出了一张病床，医生便和父母商量，让姥爷住进去。次日清晨，我推着病床，跨过友谊医院长长的通道走廊，阳光落了一地。在进病房的时候，我悄悄趴在姥爷的耳边，说等您病好了，我给您买好酒喝。一周之后，噩耗传来，那句话竟是诀别。
丧葬完毕，待我我重新回到学校的自习室时，夏天已经过去了多半，清晨渐渐蒙上了一层微凉的雾气。我坐的地方面向窗户，下午时分，阳光刺入双眼，不自主的，泪就流了下来，打湿了桌子上的《新闻理论教程》。那个戴套袖的女孩悄悄递给我一包纸巾，我哭得更厉害了，眼泪扑朔朔的，我用书蒙住头，不敢出一点声。
十月的北京早早入冬。刚刚把持住悲伤，紧张和焦躁又冲破了牢笼，失眠便突然厉害起来。不记得是从哪天起，我开始每一天都用手机为自己拍一张照片，有时单调无味，只是为了记录，为了多年以后，当我再次想起来时，作为路过这一切的凭证。
冬季的图书馆，暖气开得尤其足，一到下午，从暖气片上蒸腾出来的热风，一不小心就会吹到学生们的睡意。如果困极了，我就去厕所，趴在窗台上往外看，只有在那里，冰冷的气息才会刺痛欲睡的脸庞，让人立刻恢复了神志。我记得那年冬天，楼外经常飘着鹅毛大雪，道路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毯，学生们来来往往，走起路来，还能听到吱吱嘎嘎的声音。
大雪的确是那一年最为清晰的标识。某天清晨，我去人大的校园中蹭课，大概是因为到得早，雪下得紧，天又未亮，偌大的明德广场上，竟然只站着我一个人。在我面前，还有一只巨大的雪狮子，在路灯下闪着淡黄的颜色。我歪着头看它，想着半年之后，我来到这里，有一张床铺，傍晚时，能和同学坐在宿舍里，随便聊着未来。
年末将至，宿舍中其他三位同学都已经找到了各自的工作。到了傍晚，他们玩摄影、打游戏、听音乐，只有我一个人对着昏黄的台灯，在书海中对接着繁杂的知识线索。最终，我还是禁不住诱惑，投了几份简历，好像是承认了自己的懦弱，又像是成为了一名为自己悄然留好退路的逃兵。
我去面试了一家电视台，还有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很别扭，我放佛出现在了一个讽刺的场合。那种从未经受过的嘲笑在十二月的大雪中攀爬到达了顶点，反复敲击着我。在三环路的人行道上，我和典林打电话说出了心中的苦涩，他那时正在传媒大学读博士，用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劝解着我。于是，也就有了典林开篇发给我的短信。他笑我是诗人脾气，敏感到每一粒血小板中。
新年来时，我没去听钟声，害怕任何催促的暗语，心中堆满了绝望。女友偷偷给我买了政治冲刺的资料。她后来告诉我，她对着电脑查了好几个晚上，“别人都说啊，这几本是预测最准的！”我看着她兴奋的神情，突然感到心中莫大的内疚。考研之前的最后一个傍晚，我和她在电话中长谈了一个小时，谈论生与死、梦想与现实、获得与失去，都是些伸手抓不到的事情，甚至还谈到上帝这个家伙，偶尔竟会对那些慌手慌脚的人多一点垂青。最终，我听从了她的话，既然已经跌撞了半年的光景，总该试试看才对得起自己。我决定由用一个通宵，把消磨困顿的时间弥补回来。
那天晚上，我从学生超市买了六罐红牛，在课桌上摆成一排，翻开她给我买的政治参考书，从第一页开始背诵。十二点一到，宿舍准时熄灯，于是我就把椅子搬到了洗漱间，因为只有那里还有光亮。北京的冬夜冷得入骨，冻得哆嗦了，我就在洗漱间和厕所里转着圈蹦跶，嘴里像念经一样的反复絮叨着知识点。大约是凌晨三点的时候，法学院一个哥们起夜上厕所，睡眼惺忪，刚刚转进厕所，我就跳了出来，他被我吓得一声惨叫，楼道里的声控灯齐刷刷地亮了起来。
考研那两天，我只睡了不到五个小时，即使中午吃饭的时候，也翻着笔记和时间赛跑，等最后一门考试的结束铃响起时，我整个人都虚脱了。走出考场，我给典林兄打了电话，吞吞吐吐，也不过只想倾诉我的感谢。那天晚上，我和女友在好伦哥吃了一顿奢侈的自助餐，我用托盘顶住下巴，她呵呵地笑我，给我拍了有关考研的最后一张照片。
成绩出来时，北京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我刚好接到电视台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已经拿到了台聘的指标，什么时候去签合同。我告诉她，我考上研究生了。那边一阵沉默，估计心里在笑这个孩子蠢笨不堪。就这样，我来到人大，度过了接下来的六年光景。
好多人说，时间如流水。它经过时缓慢，等我们回望时，又突然湍急起来，让我们抓不住，也放不开，只有静静端赏的份儿。如今想来，我并不能声称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有多么了不起。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最多的东西，反而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我渐渐从中明白了，生活就在近处，像一把不怎么舒服的椅子，由我们选择坐姿。
六年已逝，那些如坐针毡心悬一线的漫长日子，想想看，竟然如一阵烟过，让我觉出莫大的轻松，还会嘲笑自己的稚气，感谢那些搀扶我爬过艰难日子的人们。如今，典林兄博士毕业，留在大学教书；我也一口气在人大读完了博士，回到母校任教。那个傻乎乎给我查找考研资料的女友，最终成为了我的妻子。
我还记得，在硕士论文的后记中，我这样写道：这篇歪歪扭扭的文字，是献给姥爷的。我从未忘记那些守在他身边的日子，我想，他也一直都未曾远离我的生活，一直在天上看着我，看着姥姥和爸妈。而我所得到的一切，我知道，也都是他的保佑。
四年之后，我将博士论文献给了姥姥。她从小把我带大，自己却没上过学，也不识字，却总是为我感到骄傲。我给她看我的论文，她端详了半天，高兴地和我说，小时候啊，一冬天要给我做五条棉裤，因为我总尿裤子。她说到这儿就笑了：“一晃这么大了，谁想得到啊，都博士了。”我知道，一个学位终究算不了什么，但能看到她开心的笑，我就觉得很满足。
去年六月，我带着她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明德广场上人山人海。在一勺池边，我把我的博士帽，亲手戴在了她的头上。
（那年考研，我为自己拍下的一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