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天是2015年5月10日，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谨以此文献给天下伟大的母亲，祝福母亲节日快乐！母亲，您辛苦了！！并且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老少携手共启新征程。
一、慈溪的刘胡兰——杨小群烈士
杨小群(1925~1943年)：女，又名张调生，张丽君。1925年5月生，长河镇长丰村（原大路头村人）。幼时家庭贫困，14岁被迫停学去做工。1941年在慈北洞桥虞家参加革命，曾任三北总办第五分办庶务员等职，后调任三北经济委员会西区分会助理会计，活动在余上地区。1943年10月29日晚上，西区分会同志在临山附近的华家岭群众家，由于坏人告密，半夜遭日军突然包围，杨小群等8名同志当场被捕，押往五夫。狱中，杨小群经受了被狼狗咬，不给穿棉衣、盖被、吃冷饭团等迫害和毒刑拷打，坚贞不屈。11月1日下午被敌人用刺刀杀害在上虞五夫。就义时，面对带血的刺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直至牺牲时年18岁。人们称姚北刘胡兰——杨小群烈士。
1、从小敢作敢为的红梅
慈溪市长河镇长丰村大路头路529号，有一处老房子。70多年前，这片地方还属于余姚。这个房子里，曾走出过一位少女，一位烈士，杨小群。她的乳名叫调生，读书时改名为张丽君。后来，她无比崇拜杨贤江的长女杨小梅，想跟她一样忠于革命，便改名为杨小群。
杨小群有两个弟弟，四个姐姐，全家九口人，全靠父亲做小买卖维持生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却依然没有阻止女孩子爱美的心。从小，她就常看着母亲织布缝纫，看她如何把一块粗陋的土布，裁剪出合体的衣裳；在磨破洞的地方，缀上精巧的梅花。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家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战火连绵，最疾苦的是老百姓。杨小群的父亲因为贫病交加，溘然离世。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唯一的经济来源也断了，那一年，小群才14岁，还是个学生。辍学后不久，她凭着自己的努力，到设在长河的余姚县战时时合作联合社去做工。当时在长河，除了这个合作社外，还有周朝镇战时合作社和周朝镇战时妇女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是中共余姚地下党领导下群众性经济组织，目的是团结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巩固和发展群众抗日组织，同时生产军需物资，支援前线。里面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活动。当时余姚女界的活动分于共产党员章文君、张淑贞、杨明、杨雪英等经常在那里通过办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宣传队、读报讲报、个别谈习等形式，向合作社社员和当地群众灌输革命思想，鼓舞抗日情绪。小群同志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渐增加了阶级观念和抗日救国热情，成为当时长河抗日救亡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她虽然不过是一个摇摇纤管（纬纱管干）的一个小姑娘，但却心得最起劲。纤管转得比谁都快。一下班，她的两条腿也比大家忙，跑来跑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附近群众常常可以听到她的歌声和爽朗的笑声。社里组织的各项群众性活动，都有她的份儿，而且不管白天黑夜，总是跑在前头。县政工队要合作社派代表去参加军训，她就立即报名。根据她的年龄是没有资格去参加的，但她的积极性很高，个子长得还象样，才让她去了。在军训班里，她表现很好，学习、结果，成绩优秀。在自己社内进行军事训练时，不论刺杀或掷手榴弹，她都很认真，就连话语也比人家多。她爱管“闲事”爱打“抱不平”，只要她认为不合理的，或者眼看不过，嘴里就讲开了，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有一天，一个管理员在给社员的劳动成绩计量的时候，秤杆子上有私情。加加减减，她一眼就看出来了，立即提出要管理人员重新称过。旁边有人劝阻她说：“他是管理员，反正与你无关，犯不着去顶撞他……”她回答说：“我不管与自己有关无关，心里怎么想，嘴里就照样要讲。”管理员拗不过她，再加上在场的人多数支持她，只好从实改正。
1941年春，余姚沦陷，战联社被迫停办。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令山清水秀的余姚阴云密布。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强暴妇女，无恶不作；土匪部队“有枪就是草头王”，各霸一方，鱼肉人民，老百姓人心惶惶。杨小群看在眼里，怒火中烧，决心参加三五支队。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只说跟工友一起去慈北找工作。
自从参军之后，她只回过两次家。此时的杨小群，已是浙东新四军经济线上的一名战士。他们更没有想到，这是小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旗袍给家人看。
旗袍裹身时的婀娜与柔美，竟如昙花一现般，在刹那凋零。
2、参加革命队伍以后
小群也决心参加革命队伍，当时形势险恶，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土匪部队“有枪就是草头王”各霸一方，鱼肉人民。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因此，母亲不肯让小群离开自己的身边。同学也来劝她：“形势介乱，你难道不害怕？”她说：“我不怕，去参加革命，就要拼命。”不久，她就不别而行，和同乡张烈光相约，同去慈北桐桥虞家（现属慈溪县淹浦乡）三北总办第五分办找关系，参加三北游击队。该办罗如年主任接见了她，安排在财经办事处当庶务员。主要的工作是做会计，征收税款，打游击。她曾调换过多种职务，流动在慈北、姚北一带每到一处，群众关系到都搞得很好。范市有个老大娘把她看作亲生女儿，同志之间，她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游击生活住宿常常发生困难，人多床少，安排不下。碰到这种情况，她一定要别人卧在床上，自己马马虎虎休息一下。有时坐着伏在桌子上打盹一会儿，有人劝她轮换着休息下，她总说：“我还年轻，不要紧。”后来，领导上看她能干，调她到三北财经委员会西区分会办事处当助理会计，一直活动在余上地区。
她虽然工作很忙，家乡的白色恐怖也相当严重，但因为母亲已上了年纪，家庭担子很重，所以她一有机会，总要回家走走，看看母亲和兄弟姐妹，并把自己从津贴费中节省下来的钱，交给母亲使用。
小群在共产党领导下搞革命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已日益成熟，一次回家，母亲问她：“你跑东跑西到底干什么工作？一定辛苦了！”她说：“青年人怕什么苦，家里日子难过，我在外边赚点钱点饭吃嘛！”妈妈还要问下去，小群为了保密，她恳求着说：“妈妈，你不要问了，我反正不会去做对不起您老人家的事。”妈妈看着她又说：“你瞒不了我，我知道的，你在为爹妈争气。为人民做好事！”说着热泪簌簌的落了下来。母亲关心儿女的前途。做抗日救亡工作，为人民服务。
过去小群非常爱讲、爱动。她嘴里的新闻新事特别多，她一进门，家里就热闹起来，而且讲得有声有色。而如今，忽然变成了一个不肯多说一句话的人了。在家里难得停一天过一夜。只见她躲在房间里埋头工作、学习，很少与兄弟姐妹聊天。更不出去走走。邻居，得知她在家过来看她、问她，她也一样守口如瓶，勉强应酬几句，话语也不象过去那样动听。因此，有人在背地里说：“调生好象换了一个人了。”是的，她已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得到党组织信任的年轻的革命者了。
有一天，她回家来，拿来一块布料。要家里为她做一件旗袍。新衣刚做好，她就穿起要走。妈妈留她吃饭也留不住，妈妈看了穿着新衣远去的小群，英姿飒爽，健步如飞，心里乐滋滋的。但想不到小群这次去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以后她母亲每想起小群那次远去的形影。不禁哇哇流泪。
3、壮烈就义－－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1943年10月29日，杨小群和财经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在临山一带活动。她肩挑一担收税得来的钞票，准备第二天送到梁弄去。晚上，便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歇脚。夜半时分，疲惫的他们，坠入沉沉梦乡。这时，从五夫村过来一群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临山华家岭。这群鬼子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密报，说这个地方不仅有新四军战士，还有一担钱。他们想夜半突击，人财两收。他们拿着刺刀，挨家挨户地搜查，杨小群等8位同志被当场逮捕，其中一位同志因为反抗激烈，被当场杀害，另一位则伤势过重，在路上过世，只剩下6人关押至五夫。
被捕入狱以后，鬼子对他们残酷用刑，反绑在窗栅栏上拷打，驱使狼狗撕咬，企图使被捕的同志屈服。同志们都抱定主意，准备牺牲，表现得非常坚强。小群同志当时还只有十八岁，在敌人面前她毫不惧色。残酷的刑罚压不服。花言巧语骗不倒，狼犬威胁她也不怕，晚上天气寒冷，不给她棉衣穿，也不给她棉被盖。每天只给她吃一个小小的冷饭团，她不哭、也不流泪。真是宁死不屈，毫不动摇。
小群同志被捕入狱的第二天，有一个汉奸到狱中来，妄图侮辱她，嬉皮笑脸地给杨小群松了绑，小群对此绝不领情，她对敌人，非常愤恨，而对同志却非常热情，她在狱中继续对敌斗争，到天黑以后，就利用松了绑的条件，帮助同志一个个都松了绑，打了个假的绳结套在手上，以此来欺骗敌人。后来，敌人发现了杨小群的举动，便把杨小群毒打一顿，又绑起来。而她不顾个人安危，照样关心同志们的疾苦，继续对敌进行斗争。
到了被捕后的第三天，汉奸翻译对杨小群还是不死心，他当着杨小群的面欺骗利诱：“你还年轻，长得漂亮，死了可惜……你只要答应与我结婚，我马上可以放你出去。”杨小群立即破口大骂：“丧尽天良的汉奸卖国贼，你在白日做梦……。”汉奸一次一次的引诱，而杨小群则报以痕骂，直骂得他狼狈不堪。当天晚上，小群同志在狱内找自己的同志谈心，她表示：“敌人不可能释放我，我看得出他们对我不怀好意，我宁可流血牺牲，决不向他们低头屈服。”她还表示：“万一汉奸翻译要强迫我结婚，我就同敌人拼到底，抢得到武器拿起武器同敌人拼，抢不到武器就拿把剪刀也要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头可断，血可留，志不可屈。
1943年11月1日下午，敌人在五夫用刺刀残酷地杀害了杨小群，同时牺牲的共有四位同志。杨小群就义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日本鬼子一气之下把刺刀刺进她年轻的胸膛。杨小群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令在场的鬼子与汉奸不寒而栗。她又开始用颤抖的声音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敌人疯狂地对她连刺7刀，阴霾的山岙里，血光四射。她终于倒在了血泊中，歌声的余音回荡在山谷间。
杨小群烈士在狱中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表明她是一位刘胡兰式的革命英雄。杨小群烈士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牺牲的，她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坚定地跟着党走，听党的话，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她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英名永在传长河，光热常存暖帽乡。
二、忠贞不屈的女英雄——徐英
徐英（1921－1947），浙江慈溪人。十几岁进上海申新六厂、恒丰纱厂当童工，八一三事变后，回三北观海卫老家先后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妇女独立分队和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工作。1939年后回上海在沪东地区毛绒厂做工。1946年入党，担任毛绒厂党小组长。1947年任浙江四明山姚南地区白龙潭交通站站长。同年8月被叛徒出卖，9月11日就义，时年26岁。
1、从童工到参加革命
徐英，女，又名徐应、徐冬意，1922年生于观海卫镇上横街村（原团前方村），父亲徐水坤是上海十六铺水果行的老师傅，收入微薄，生活贫困。徐英从小无法上学，十几岁，就在上海申新六厂、恒丰纱厂当童工。
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工厂关闭，人心惶惶，十六岁的徐英被迫逃难回观海卫老家。次年十一月，中共慈溪县工委委员邵明、朱兆祺在慈北组织战时任务大队，女共产党员朱昭在观海卫民教馆办妇女识字班，组织战时任务大队领导下的妇女独立分队，发动妇女参加宣传和劳军活动，大大激发了徐英的阶级党悟和爱国热情。她参加识字班，学习文化、参加宣传活动，成为战时任务大队中的一名积极分子。经过识字班学习和妇女独立分队锻炼，徐英提高了认识，奠定了一生为革命的思想基础。朱昭看到她进步很快，正在培养她入党，可是她
迫于生计，1939年5月又重回上海，上海依然是十里洋场，离开一年多又回来的徐英却不同于过去了。她白天做工，晚上进夜校读书，结识进步教师和工人，阅读《时代》、《展望》、《文汇报》、《西行漫记》等进步书报，革命思想在不断提高。她白天做工，晚上读夜校。期间，她热心帮助过到上海避难的沈一飞烈士妹妹红沫；掩护过组织营救出狱后到上海暂避的慈北区委书记陈明华。
1941年4月慈溪沦陷，6月，共产党员沈一飞为了筹组抗日武装，被国民党慈溪国民兵团十三中队杨峰部杀害，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沈一飞的妹妹沈红沫跟随父亲去上海。徐英把她看作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介绍她去自己做工的厂里学绣花，与她合租一间后楼共同生活，处处关心她、照顾她。沈红沫失去丁革命的亲姐姐，在徐英身上又得到了像亲姐姐一样的温暖和幸福。也由于慈北筹组抗日武装的失败，师桥的沈雪娥不得不离家去上海。生活过不下去，徐英知道后，塞给她两元钱，一定要她收下，后来又主动请沈雪娥住到自己家里去。第一次去，徐英摸出钱买好礼物给自己的母亲说：“这是雪娥送给你老人家的!”母亲感动地说：“雪娥这么困难，还要买东西送我，我怎能收得下？”过一段时间又是这样代为送礼物，使沈雪娥和徐母关系密切。沈雪娥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徐英为了留住她的一片苦心，显示了徐英对处境困难的同志和同乡的深情厚意。
1944年2月，原宁属特委书记王文祥和慈北区委书记陈明华在慈北被伪中警团逮捕。陈明华经组织营救出狱，一时难在三北立足而到上海，无处可住，经一飞父亲介绍，徐英欣然请她住到自己家里。徐英介绍陈明华去自己做工的厂里做临时工，临时工收入低，陈的伙食费也要她资助。陈明华身体不好，徐英就把自己的新棉衣给她穿，而自己却穿旧的。陈明华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她们经常谈心，陈明华介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三北情况，这对曾在故乡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徐英来说，听起来更觉有味，使她想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表示有机会一定回三北，投入火热的斗争。
5月，陈明华回浙东。下半年，徐英也终于来到了四明山，被分配在织工部工作。徐英在织工部工作一年左右，抗日战争胜利了，织工部人员大都未随军北撤，她只得仍回上海做工。
一年的时间是短暂的，根据地的火热生活，党领导的游击健儿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深深地铭刻在徐英的心坎里。到上海后，开始她在绒绣厂做工，晚上去夜校读书。她先后在英华夜校、女青年会夜校和工友义务夜校学习会计专业和文化课，广泛地与进步教师和工人交朋友，经常向知心朋友谈理想、前途，痛恨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向往民主、自由的解放区，她还经常把进步书刊秘密地转借给他们看。由于她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所以，大家都愿意与她在一起。她自己经济条件很差，常常以油盐当菜，可是别人有了困难却从不吝啬，主动热情地去帮助。
1946年清明节前后，由徐英发起结拜“十姐妹”活动。她们都重新取了名字，把每个人的名字以“达”相连，寄托了达到革命目的之意。结拜后她们更亲密无间了，经常在通北路二七五号徐元丰面店楼上徐少英家聚谈、唱歌，徐英是核心人物。常来这里的人，除了“十姐妹”和思想观点一致的工人外，还有浙东来的同志。浙东来的同志在上海没住处，徐英常安排他们住在那里，视为亲人。不仅如此，她还通过各种活动，对青年进行教育，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1946年上半年，徐英得悉曾任慈北区委书记的项耿已来到上海的消息后，就约虞鸣非一同去看他。项是北撤时留下的余上县特派员，因失去联络，拟去苏中区党委找原上级党负责同志。当时项耿因北上受阻，告诉徐英拟去苏中的意图，并请她帮助。徐英就积极为项设法，找到了去苏中的关系，候船北上。后虽未去成，但在这段时间里，徐英不但敢冒政治上的极大风险，为项到处奔波，而且了解到项从浙东带来的钱已用完，就全力支持他，请他住到小姐妹徐少英家里，安排好他的生活，直到他接上浙东党的关系，离开上海为止。
余上县另一位负责人寿静涛，1946年夏因事去上海，经项耿介绍认识了徐英。寿在回浙东前夕，特去向她告辞，不慎在电车里丢失全部钱钞。当寿静涛吐露上述情况后，徐英即热情地安慰他说：“你初到上海，带钱乘车，是容易被扒去的。既然你明天要走了，没有钱也不用急，我替你想办法。你说，你要准备买点什么回去？”寿静涛忙说：“我什么都不用买，就是要买车票!”她说：“我知道你们现在经费十分困难，你把我的金戒指带着，以备急用。车票我会买好，路上所需费用我会给你，”徐英边说边捋下自己戴在手指的金戒揸。寿静涛感动得说不出话，始终不肯拿她的戒子，徐英就非要他拿去不可。寿静涛说：“你能替我买车票和给我路上需要的钱完全可以了，金戒子我不能拿!”徐英慷慨地说：“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同志，大家一直是互通有无的，只要革命需要，你不用客气，我们的一切都是党的，你作为党的代表就收下吧!”这些话使寿静涛再也不能推却，激动地接受了她对党的一片心意。第二天，寿静涛坐上南去列车，一路想着这位为革命而无私援助自己的同志，直至今天还怀念着这个在困难时期毫无保留地帮助了他的一个普通革命战士。
1946年的上海，国民党的反共丑剧越演越烈，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徐英和她的伙伴们，在白色恐怖下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她们听取了郭沫若关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报告、冯玉祥将军的演说等，在参加闻一多追悼大会上还听了邓颖超代表恩来同志所作的悼词和郭沫若的讲话。
1946年6月23日，上海爆发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游行，徐英和她的伙伴们积极投入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早晨，徐英参加欢送去南京请愿的马叙伦等代表上火车，后还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北站出发，经浙江北路、南京东路外滩、延安东路，至复兴公园解散。途经青年会时，九楼上的特务把啤酒瓶掷下来进行捣乱和坏，激起了工人们的义愤，工人纠察队员纷纷上楼把特务抓下来，到复兴公园进行斗争。这在当时的国统区是不寻常的革命活动，大长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志气，使大家从实践中理解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在此期间徐英由工友义务夜校教师、地下党支部书记沈一民、孙毅强介绍入党。7月，她又介绍徐少春等多人入了党。
7月，徐英介绍在毛绒厂做工的何剑华、徐善芬入党，三人编为一个党小组，徐英为党小组长。党小组成立后，因党的工作需要，徐英转到毛绒厂做工。此后，她们曾办了4件大事：第一、广泛联系工人群众，为工人说话，在工厂成立黄色工会时，她们为了争夺领导权，决定由何剑华打入内部。第二、年终时为争年赏，曾与老板开展了多次说理斗争，结果取得了胜利。第三、拒绝参加国民党。毛绒厂黄色工会成立后，要动员工人加入国民党，徐英广泛串连女工，一致拒绝参加。
1944年下半年，徐英来到了四明山，被分配在织工部工作。因未批准随军北撤，1945年底仍回上海做工。余上县负责人项耿、寿静涛等同志来沪时都找她办过事情。1946年6月，徐英和她的伙伴们在上海参加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游行斗争。期间由夜校教师、地下党支部书记沈一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她又介绍徐少春等多人入党，并担任党小组长。
2、为革命临死不屈
1947年在“三八”妇女节时，黄色工会要演出反共的节目，徐英就在夜校发动工友们排练并成功地演出了反映工人、特别是妇女受压迫的节目，还提出“妇女要解放，必须靠自己”的口号。徐英她们在上海参加的党组织，属于华中局联络部领导的。3月7日，华中局联络部驻上海负责人卢涛被捕。徐英的直接联系人、党支部书记沈一民也相继被捕。一星期后沈由其父保释，出来后即告诉徐英，说卢涛要他转告所有党员，马上离开上海。徐英即去找虞鸣非商量，决定了离沪前的工作，她冒着危险挨个去通知所有党员，能走即走，不能走的赶快隐蔽。一切就绪后，徐英于3月20日启程回乡，先在观海卫家里住了几天，月底在泗门镇与虞鸣非等一些同志会合，当晚见到朱之光等同志。7月1日，在姚南茭湖岗后竹山里召开的建党26周年纪念大会上，朱之光同志宣布，徐英被分配在白龙潭一带做民运工作兼管联络站工作。不久，她专任白龙潭联络站站长职务。
徐英对白龙潭是比较熟悉的。因为1944年她来织工部工作过，特别对白龙潭的积极分子阿秋嫂曾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因为当时阿也在织工部工作，徐英就经常去她家，与阿秋嫂关系很好。这次去白龙潭建立联络站，当然仍去阿秋嫂那里。从地形看，阿秋嫂家在村子的最东南角，附近没有邻居，前后门走出都有竹林、树林密集的深坑，是难得的隐蔽处。徐英与阿秋嫂在丛山密林间结拜姐妹，称阿秋嫂为姐姐，誓同生共死。阿秋嫂为了避人耳目，对外只说徐英是她公公的小女儿，从小送给上海人，现在她认亲来到白龙潭。开始时徐英就在阿秋嫂家楼上，后来敌人“围剿”加剧，徐英他们就在阿秋嫂家屋前屋后附近深坑里搭了“公馆”。
徐英重上四明山后，工作积极，作风艰苦，对同志热情，和群众打成一片。她刚进山时部队在鄞西五井龙潭山整训，她也参加了，晚上经常代部队同志站岗放哨，让战士们多休息。她担任联络站长后，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其他工作也抢着干。一次三支二大队朱晋康带着武装部队来到小庵厂山上宿营，离徐英联络站较近，徐英知道后马上赶去向同志们亲切问好，主动为他们解决食宿，又亲自为他们缝补衣袜。她对伤员照顾更加周到，同年七月间，我们部队和敌人连续作战，环境十分艰苦，伤病员没有安全地方疗养，部队领导很着急，徐英知道后，立即动员群众，千方百计把伤病员深夜护送到深山密林，搭起茅舍，妥善安置好。她又设法办来药品为伤病员治疗，自己又亲自替他们做饭、烧菜和护理，还经常向他们宣传革命形势，讲革命故事，使战士们思想上很受鼓舞。
由于热情工作和诚恳待人，所以凡熟悉她的同志，都很敬爱她，齐声称赞她是好同志。
1947年8月12日(阴历六月二十六日)联络站的通讯员方水金(大家都叫他“小铁匠”，他来站工作才几月)被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团第八中队(中队长杨柏年)捉去，经吊打、香烫后招出了徐英。当天下午三时许，徐英正与阿秋嫂一同为伤病员烧饭菜，敌人就包围了她家。后来由方水金进来当面指认，徐英和阿秋嫂同时被捕。阿秋见势不妙，就从屋前翻山逃走，敌人开枪，没有打中他，却给附近“公馆”里的伤员起了报警作用。
当晚，徐英和阿秋嫂被押到石门过夜。审问时，徐英为保护阿秋嫂，她承认自己是联络站长。她说：“我是三五支队，她是老百姓，是我们强借她家烧饭的，与她无关，应该放她回去。”当晚，她们睡在一起。徐英再三叮嘱阿秋嫂，叫她千万不能讲出真情，她说：“你是当地人，会有人来保你的。”阿秋嫂就记住了她的话。
次日，敌人把徐英和阿秋嫂解到陆埠镇国民党浙保第八中队驻地，并开始用刑。首先敌人用石条压在她们肚子上，用脚猛踏石条；然后是“水漫金山”。就是用温汤水、辣椒水、冷水交替灌鼻子；最后是晒日头(即将绳缚住二只大拇指和二只大脚趾，把绳拉高，就这样悬空吊着暴晒在烈日下)。不管怎样受刑，徐英坚决不暴露党的秘密，阿秋嫂也根据徐英教她的办法推说不知道。敌人无奈，8月15日，只得把她们再解往梁弄国民党四明山区绥靖指挥部。到梁弄后，徐英的用刑更惨了。敌人把徐英的十只手指甲用老虎钳全部拔下来，坐“老虎凳”，做“老鹰飞”、使用电刑……。可是这一切只能摧残徐英的肉体，却丝毫也动摇不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和钢铁意志。她不但一点不招认，反而大骂敌人：“你们可以杀死我，但决不能从我口中得到一点秘密。你们杀了我，会有人来为我报仇的。”“你们杀吧!三五支队是杀不尽的!”等等。敌人的阴谋落了空，就决定对她下毒手。
1947年9月11日(阴历七月二十七日)，敌人把徐英、阿秋嫂、操宁波口音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叛徒小铁匠四人押解去执行枪决。阿秋嫂系陪绑，几天后具保释放。徐英和小青年光荣牺牲。
叛徒小铁匠受不起酷刑，招出秘密联络站，带敌人抓徐英和阿秋嫂，敌人也看出他是个软骨虫，不满足一个联络站的破获，继续威逼利诱，小铁匠乱招乱供，使敌人追捕扑空，敌人恼羞成怒，割去他的舌头后，就同时杀害了他，得到可耻的下场。
26岁的共产党员徐英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纪念徐英的伟大革命精神，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她牺牲的地方——梁弄，为她建造烈士墓，把她生前工作过的地方——茭湖乡白龙潭村，命名为徐英村，让人们永远怀念她，学习她!
三、女英烈－－沈一飞
沈一飞，女，1916年生，观海卫镇沈师桥村（原师桥镇朱界河沿村）人。沈父是个小学穷教员，还是让她从小学读到初中二年级。18岁后，由于生活所迫，沈一飞先后到上海、杭州等地的袜厂、皮鞋厂、参燕行做工。曾因带领工人们反抗工头克扣工钱，被工厂解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沈一飞回到家乡，参加了慈北抗日巡回宣传队。1939年，沈一飞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她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40年8月，沈一飞任中共慈北区委委员，她组织张贴传单，发动群众举行游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身份暴露后，沈一飞被调到镇海民教馆，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工作，还和男同志一样，经常在敌机轰炸下去抢救伤员。
1941年春，镇海、慈溪相继沦陷，沈一飞在中共宁属特派员领导下筹组抗日武装，负责联络工作，多次往返于镇北和慈北之间。筹建抗日武装的活动遭到破坏后，沈一飞为营救被捕的同志，6月7日只身到古窑浦探听虚实，不幸被慈溪国民兵团杨峰部撞见而遭逮捕。在狱中，她不受利诱，敌人把她反手吊起用毛竹扁担毒打，用煨红的铁丝插入她的指缝、乳房，几次死去活来，仍坚贞不屈。6月15日，被杀害于五洞闸三塘头，时年25岁。
1、苦难的女工生活
沈一飞父亲是个贫苦的小学教员，从小教育她要象梅花一样有骨气，祖母也常常给她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剥削者的火种。
家里虽然很穷，父亲还是让她断断续续地从私塾、小学读到初中二年级。由于生活所迫，从18岁起，她先后到上海、杭州等地的袜厂、皮鞋厂、参燕行去做工。
1936年，她21岁了，和妹妹一起到杭州裕昌参燕行做工。新工人一进工场，得先向工头送礼，她俩没有送。一次，工头在验收燕窝时凶狠地说：“沈一飞，我经手过多少燕窝，你的燕窝拣得怎样？能瞒过别人，却瞒不过我。”一飞明知工头故意刁难，但她还是不理那一套。
拣燕窝很辛苦，双手泡在水里，两眼紧紧盯住水里的燕窝，把燕毛一根不留的拣出来。有一天，姐妹俩从早到晚，拣得头昏眼花。可工头鸡蛋挑骨头，硬要扣一天工钱，还扬言：“如果再不懂‘道理’，吃‘回汤豆腐干’!”妹妹有些怕了，对姐姐说：“姐姐，我们也送些东西去孝敬孝敬。”一飞说：“不送就是不送，她总不能把我们吞吃下去，怕什么!”放工后，一飞还劝说其他女工也不要向工头送礼。
已是冬天了，工人们双手浸在冷水里拣燕窝，一天下来，身体冻得发抖，手指疼得如针刺，可工头又扣去一些工人的工钱。一飞眼看着阶级姐妹都敢怒而不敢言，就指着燕窝说：“大家看，我们拣的燕窝哪里不好？”
工头盯住沈一飞：“沈一飞!你叫谁来看？这里谁也没权看，我就是要扣你们的工钱。你不要捣蛋!”
“什么叫捣蛋？!”平时很文静的姑娘，此刻真受不了，跳到凳子上对大家说：“穷苦的姐妹们!她为什么要扣我们的工钱？因为我们送不起礼。我们拉她到帐房去评理!”
“对!一飞说得对!象火山爆发一样，深受压迫的女工们怒吼了。这只“雌老虎”见女工们要拉她，声音颤抖地说：“明……明天再和你们算……算帐。你们不要上……上沈一飞的当!”边说边溜了。
但是，在旧社会她们终于斗不过工头。不久，沈一飞姐妹俩被解雇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上海已经沦陷，杭州也岌岌可危。一飞看到国土沦亡的实况，民族仇、阶级恨涌上心头。在离开杭州前一天，她拉着妹妹去参观西子湖畔的岳王庙。一飞凝视着民族英雄岳飞的塑像，凝视着“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久久不肯离去。妹妹催她好几次，她才深情地对妹妹说：“带兵的人如果都象岳飞，我们的国土也不会被鬼子占领了!”
2、找到了救星共产党
抗日的烽火在杭州湾畔燃烧。沈一飞从杭州回到家乡，就和爸爸、妹妹一起参加了慈北抗日巡回宣传队。为了激发群众爱国热情，上演话剧《放下的你鞭子》等，沈一飞扮流亡的小姑娘，演得非常逼真，台下的观众为她的表演而感动，不少人掉下眼泪。
1939年3、4月间，一天，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大队部门口来了4个青年。其中一个是女的，她修剪着齐耳短发，衬托出圆胖胖的脸，穿着褐色旗袍，毫无拘束地问：“你们哪一位是邵明同志？”
她就是沈一飞，这天来找战服大队大队长邵明(中共慈溪县委委员)。当时由孙万芳接待，问她有什么事。她就说：“我们天天宣传抗日，却有人出来限制、打击，叫人肚子都气饱了!我们要到延安去!”
孙万芳看到青年们情绪激昂，就细心地分析了抗日形势，又向邵明作汇报，然后笑笑说：“抗日不分天南地北，只要我们有决心和毅力，三北也同样可抗日，同样可发挥你们的作用。我们要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如果有人破坏，我们就要进行斗争。”
听了接待同志的话，青年们心里亮堂了，沈一飞爽朗地说：“我们一定留在三北，今后还要请你们多多帮助!”以后邵明等同志就动员慈北抗日巡回宣传队的人员，参加了战时服务大队宣慰分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从此，沈一飞更有了明确的方向，不计个人得失，不怕辛苦劳累，不顾白天黑夜去宣传演出。有一夜在掌起桥演出，结束后回家，路上适逢倾盆大雨，她还兴奋地唱着抗日歌曲，响亮的歌声在雨中激荡，更显示了她顽强的战斗精神。
1939年夏，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在白洋湖边的金仙寺办起了青年夏令营。
这里的政治气氛不象白洋湖那样风平浪静。我们党对青年进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教育；国民党慈溪县党部却派费某来监视进步青年，并以《中国党派分析》为题，在夏令营大肆散布“国民党是正统党，共产党是乌合之众”等无耻谰言。沈一飞针锋相对，严厉驳斥：“国民党力量大，为什么丧失了这许多国土？共产党力量小，又为什么能痛击日本强盗，建立起抗日根据地？”费某被驳得哑口无言。通过这次面对面的斗争，一飞的凛然正气感动了一些进步青年。永庆庵小和尚洛丘(杨根石)也在夏令营里，学习结束时，他在沈一飞的纪念册上激情地写上一首诗，最后一句说：“飞吧!飞吧!冲破黑暗的牢笼飞向高空!”沈一飞看到他的思想进步，就劝他到战服大队工作。
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夏令营后，沈一飞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慈溪县国民兵团举办妇女训练班，组织上派沈一飞等去参加受训，她与慈东区派来的女党员孙翠英(毅君)等，团结了广大学员，为拒绝加入国民党与顽固势力开展了巧妙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940年春季，党组织派沈一飞、姜耋仙(姜彬)去掌起桥惠宗小学，以当教师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学校里还有一位党员，他们成立了党支部，沈一飞担任支部组织委员。他们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唱抗日歌曲和讲革命故事，他们还以读书会形式，组织进步青年和妇女开展时事讲座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教育培养了一批青少年，有的入了党，使他们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而汪精卫也已公开叛国投敌，国事十分危急。为了把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公布于众，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提出了挽救危机，争取胜利的主张。但国民党封锁消息，不让全国人民知道。中共慈溪县委把这份材料油印后，发给惠宗小学支部，要他们当夜在掌起街头张贴。沈一飞等接到通知后，连夜张贴于沿街各处墙壁上。为防止有人将它撕去，沈一飞竟不知疲劳地暗暗坐守到天亮，天一亮马上到街上去听取群众
3、坚持抗日斗争
1940年7月，慈溪上空罩上一层乌云，国民党宣布解散战服大队，使我党失去合法的工作阵地。针对这一形势，为了更好开展斗争，中共慈北区委在八月成立，沈一飞为区委委员。区委又分派她到附海乡工作，她仍以教书为掩护，白天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晚上进行家庭访问或组织青年农民座谈，联系群众，宣传抗日，深得群众爱戴。
10月10日，我党秘密发动群众，以纪念辛亥革命胜利为名义，举行了提灯游行。在游行时，他们高呼“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这是向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政治大示威。顽固派就派人破坏，沈一飞发现后，马上机智地把游行队伍带到隐蔽处解散，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
此后，党就把面目已红的沈一飞等同志调到镇海民教馆工作。当时的镇海是国防前哨，经常受到日寇的炮击和轰炸，又面临严重灾荒，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沈一飞和沈邦祺、李千等同志仍坚持工作，有时领不到经费，一天只吃二餐菜粥，生活极为艰苦。沈一飞虽是女同志，但他和男同志一样，经常在敌机轰炸下去抢救伤员。他们省吃俭用，在民教馆内备了一些常用药为群众免费治疗。有一天来了个烂脚病人，一检查脚面已烂成很大的洞孔，臭气难闻，沈一飞大胆而仔细地为他治疗，使他感激万分。沈一飞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同志们看了都很钦佩。
1941年4月，镇海、慈溪相继沦陷。宁属特派员王文祥同志派李平等到三北筹组抗日武装，他们在龙山东门外思敬小学与地下党负责人戚铭渠接上关系，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由戚安排他们组成假家庭，沈一飞担任于同住在观海卫附近六洞庙方家的宁属特派员工文祥的联系工作，多次往返镇北和慈北之间。
一天，龙山所思敬小学支部获悉，溜浦镇警察所的枪支卖给地主后，经过龙山镇向范市方向运，他们与李平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守候在龙山东门外一带，准备把枪缴来。在李干带领下，大家化装出发，沈一飞扮作农妇，手挽藏着尖刀的篮子，准备在相遇时夺取枪支。结果地主的枪未转移，缴枪没有成功。不久，他们通过里应外合，终于缴获了龙山虞洽卿保卫团的枪支。后因运枪不慎，到手的枪支又被国民党慈溪国民兵团夺去了。当时，李平等同志隐藏在慈北五洞闸附近的“歇舍”。一天，敌人突来“歇舍”搜查，把李平等逮捕。我党在慈北筹建抗日武装的活动遭到破坏。
4、狱中斗敌
6月7日(农历五月十三日)沈一飞听到李平被捕的消息，为了探听虚实向组织汇报，只身来到古窑浦，被敌人撞见而遭逮捕。
敌人逮捕沈一飞后，当天傍晚又逮捕了沈邦祺，并把他(她)们关在五洞闸村的一间草舍里，两人只一墙之隔。沈邦祺透过残破的隔墙，向沈一飞提出越狱建议，准备越狱。
初夏之夜，草舍后面的河塘里，青蛙不断叫着，敌人的岗哨在外面巡逻着。沈邦祺假装小便，用砖头砸昏哨兵，夺过步枪，叫沈一飞随他冲出去；可是，哨兵很快苏醒，喊：“犯人跳跑啦!”
怎么办？沈一飞为掩护沈邦祺越狱，放火烧牢。谁知火势不旺，敌人很快把火扑灭，沈邦祺也被追捕回来，不久壮烈牺牲了。
越狱没有成功，杨峰又提审沈一飞，他装出一副菩萨面孔说：“你和他们一起做土匪，太可惜了。被捕以后，我还把你当自己人看待，没有给你吃过苦头，而你竟敢放火逃跑!”
沈一飞义正词严地驳斥：“什么叫土匪？难道抗日就是做土匪？你说我放火逃跑，我何曾离开牢房一步？告诉你：我是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失手撞翻油灯，这哪里是放火？”
杨峰被驳得恼羞成怒，喝令四个彪形大汉将沈一飞双手反绑，吊在梁上，拿起毛竹扁担乱打。扁担打裂了，皮肉从破竹片中一块块撕下来，鲜血滴在地上，她终于昏过去了。
敌人泼了冷水，她从昏迷中醒来。杨峰又说：“沈一飞，你年轻正要做人，只要把慈北区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出来，保证你生命安全!”
沈一飞双目圆睁，大眼珠里进发出愤怒的火焰，为严守党的机密，她说道：“我不是共产党员，哪里知道谁是共产党!”
杨峰大发雷霆，喝令士兵毒打，从白天折磨到黑夜，沈一飞被吊打得死去活来，但仍然坚不吐实。
杨峰得不到一句所需要的口供，暴跳起来：“你再不招供，只有死路一条!”沈一飞昂首回答：“死有什么可怕，已到阎王殿，就不考虑生死啦!"
“我就不给你好死!”杨峰又吩咐士兵拿来煨红的铁丝，插入沈一飞的手指、胸部。酷刑，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能摧毁肉体，却丝毫动摇不了她的革命意志。
当沈一飞同志被拖回关押的草舍时，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只有一颗共产党员的心脏在顽强的跳动。
几天后，沈一飞被转移到三塘头村。王家骏受杨峰之命来做“说客”，他装着悲天悯人的样子说：“杨中队长也太不讲情面啦!我们都是老同事了，何必自相残杀!”
沈一飞沉默着。士兵却端来几碗好小菜，王家骏说是给她营养营养，最后竟厚颜无耻地说：“沈一飞，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可以保你出去，以后……”
“你给我滚!”沈一飞忍住剧痛站了起来，把摆在面前的“佳肴”，连碗带菜夹头夹脑向王家骏摔了过去。
这夜，士兵们“发洋财”去了。因保释我地下党员被敌人关禁闭的包毅(即杨展大，打入慈溪国民兵团的共产党员)等同志又秘密地约沈一飞越狱。她摇摇头说：“同志们的心愿我理解。但我伤太重，行动困难，不能连累你们。”
当时，与沈一飞关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女同志，她们看着沈一飞满身都是伤痕，流着泪吃不下饭!后来两个女同志被释放。临别时，沈一飞对其中一个女同志说：“我是不可能出去了！”接着她看着自己的鞋子又说：“我的鞋子太破，你的换给我好吗？我牺牲时应该穿一双好一点的鞋子。”沈一飞这种泰然自若，视死如归的精神，使这个同志感动不已。这个女同志也深深的体会到换鞋的含义，沈一飞要她穿上自己穿过的鞋继续前进。
5、血染三塘
1941年6月15日(农历五月二十一)，这一天天气特别闷热。傍晚，沈一飞忍住伤痛揩了揩身体。王家骏又来了，“请”她去散步。她知道敌人可能下毒手，就推说尚未洗好澡，仔细地梳理一下头发。多少日子没梳头了!带血的头发结成块，她慢慢理好，梳得整整齐齐，换上一件干净的蓝旗袍。然后用镜子照了一照，虽然比过去消瘦了，脸上还有伤痛。但仍是那样刚毅和坚定。她对镜自语：“二十六岁啦!我对党的工作做得太少!”
王家骏又来催促：“一飞!草舍里很闷热，到外面去散散步。”她看到后面还跟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知道要和党永别了。
“散什么步？我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她面对敌人，鄙视着说：“如果你王家骏一定要我去，那我只得‘奉陪’，去吧!”她边说边挺着胸膛向前走去。走出三塘头村，她贪婪地看着家乡的山河。啊I家乡是多么美丽，棉地如翡翠铺地，大海象蓝绸一片，可是，这美丽的山河，正遭受着敌人的蹂躏。
走到白凉亭背后，已是乱葬坟堆了，王家骏从背后打了一枪，她摇晃了一下身体，用尽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洪亮的声音象九天雷霆，吓得敌人慌了手脚，一阵乱枪。沈一飞同志倒下去了，一个二十六岁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四、叶明
叶明，女，又名叶水仙、叶浪波，龙山镇（原三北镇）田央村（原田央乡叶家村）人。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是上海穷店员。14岁时，母亲携叶明和她的妹妹也到上海。先在南洋烟草公司当临时童工，后去华东烟厂做工时，得到上夜校的机会。夜校中，她认识了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她们的影响下，不但学到文化，还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七?七”事变后，叶明在我党领导下的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后来经组织介绍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政治部服务团民运队工作。1938年5月，叶明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随新四军三支队奔赴抗日前线，开辟的铜（陵）繁（昌）地区，组织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调泾县孤岭地区做群众工作。同年秋，调任繁昌县委妇女部长兼北渡河中心区委工作。皖南事变前，皖南特委把妇女干部撤往无为地区时，叶明任撤离分队队长。1941年春，叶明任中共无为县委委员兼二区区委宣传科长。不久调任三区区委书记。
1942年夏，叶明调往日、伪、顽斗争复杂的桐东地区，任中共桐城县沿江中心区委书记，在陈瑶湖沿江一带发动群众与敌斗争，常亲率游击队挫败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军的袭击。1944年7月，因叛徒告密，叶明在六百丈区委驻地被桂顽一七六师一个排包围，不幸被捕。几天后，被押解至顽桐城警备司令部，叛徒周某与顽军营长设宴劝降，遭叶明痛斥并掀翻了摆满酒菜的桌子。敌人恼羞成怒，滥施酷刑，用刀在她身上割刮30多处，还极其下流地将刺刀戳入她的下身。叶明在桐城城关东郊的乌石岗上被敌人杀害时，年仅26岁。
五、刘素琴
刘素琴，女，又名阿琴，1904年7月生，观海卫镇师东村（原淹浦乡埂田郑家村）人。抗日战争初期，被推为埂田村姐妹会会长。1943年由中共观城区委书记杨若谷介绍入党，曾任师东乡民主妇女会会长、埂田村党支部的小组长等职。
她家处在观海卫、掌起桥敌伪据点之间，丈夫又支持革命活动，自然成为我民运同志和领导干部们的歇脚点。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同志来了她热情地接待，为了同志们安全，自己常常睡柴间，或立屋檐下担负警戒工作，有时还通宵不眠。为了完成递送情报的任务，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大胆机智地应对敌人的搜查盘问，把信件送达目的地。
1944年春，在反“清乡”斗争中，刘素琴动员全家和群众一起，夜间破坏敌人的通讯线，有时一个晚上割来电话线几百斤。当时，敌伪顽合流，四出“扫荡”，敌人怀疑刘家是“游击队的窝”，多次借故对刘家搜查、骚扰、抢劫，但她藏放的党的文件、书报无一损失。
1945年9月，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组织要她暂时去上海隐蔽。期间曾在上海德隆烟厂做工，参加了增薪罢工，被大家选为工人代表之一，与上海社会局所属流氓头子周阿湘等进行谈判，并取得了胜利。
1947年9月，刘素琴得悉三北重建革命武装，返回三北家乡。9月25日在家中被国民党县长程方逮捕。在慈溪县监狱中，遭多次刑审逼供，坚贞不屈。1948年2月，中共慈镇县工委组织部长陆子奇(女)也被捕，关在同牢，成立了以陆为组长的狱中党小组，开展狱中斗争。1948年8月21日(阴历七月十六日)，国民党县政府对关押长达11个月之久的刘素琴无可奈何，以“羁押至今，仍不知悔悟”为由，将刘素琴杀害在慈城西园岭脚。
1、保护同志递送情报
1906年，刘素琴出生在慈溪县护西乡周家段村(现属掌起镇)的一户农民家里。勤劳俭朴的父亲，依靠几亩租田来养活一家，他起早摸黑，日夜操劳，还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家境十分贫困。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十三岁的小阿琴就给人家做佣人，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欺凌，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已深深地打下了阶级烙印。她在20岁那年，由人为媒，穷对穷亲，出嫁到师桥埂田村(师桥镇)。丈夫沈邦明为人忠厚老实，是个热爱祖国的青年农民。她到埂田以后，持家勤劳，待人和气，与邻近村民相处极为融洽。她结识了同村共产常员沈邦祺、严小裕同志，在他们的影响下，使这位没有文化的妇女开始懂得了许多谋求解放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初期，她就以结拜姐妹的形式，筹组埂田村姐妹会，被推为会长。她积极向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妇女姐妹日夜赶制军鞋，慰劳前线抗日将士。慈溪沦陷后，她冒着生命危险，深更半夜张贴抗日标语。1943年刘素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任埂田支部的党小组长，同年师东民主妇女会成立，她又担任妇女会会长之职。
由于她家处在观海卫、掌起桥敌伪据点之间，位于我北乡通往沿山宓家埭、洪魏的中途，四周邻居较密，进出屋弄曲折，其夫沈邦明又是个热爱祖国的积极分子，曾是战时服务大队里的一名骨干，他支持刘素琴的革命活动，因此，她的家庭便成为我们民运同志和领导干部们的歇脚点。凡是来她家的同志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她总是热情地接待，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她想的和做的只是如何使同志们安全地住下来，吃饱睡好去革命，而自己则常常睡柴间，立屋檐下担负警戒工作，有时还通宵不眠，保护同志们的安全。她虽然文化较低，但大胆机智，能应付许多复杂困难的情况。一天，刘素琴接到一张通讯字条，要她送到山区去。为了安全地完成递送情报的任务，当晚，刘素琴就将字条缝在女儿浩斐袜底中央，然后包了一篮粽子。第二天一早，母女俩一起装扮成探亲的模样出发，在半路上遇上敌人，进行搜查盘问。刘素琴毫不慌张地说：“娘舅家有事”，并示粽子为证。敌人对其母女俩搜查一阵后，因看不出什么问题，就掀起一脚，把粽子踢翻在地，说了一声：“去吧!”浩斐正想哭，刘素琴边拾粽子边安慰女儿说：“不要紧，不要紧”，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拾起粽子向目的地走去。
2、动员全家和群众一起
1944年春，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为了开展反“清乡”斗争，必须尽一切力量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以利我军的活动。在锄奸小组的带动下，刘素琴动员全家和群众一起，夜间出动去割敌人的电话线，一个晚上就割来电话线几百斤。当时，敌伪顽合流，四出“扫荡”，我县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又常在山区。刘素琴家的革命活动，已被敌人注意上了。敌人说刘家是“游击队的窝”，借故多次对刘家骚扰抢劫，刘素琴开展工作的困难就更大了。某夜，我军一位武装同志正在刘家，外面犬吠不止，脚步声紧促，该同志立即把子弹推进枪膛，欲冲杀出去。刘素琴再三劝阻，安排在羊舍里隐蔽，刘和他守候在羊舍的小窗户旁，漆黑中察听外面动静，直到黎明。又有一个黑夜，一批武装敌人直闯刘家，逼问刘素琴，要她限期交出文件和金戒子。刘毫无惧色，直顶敌人说：“你们要的东西我没有，要我人，就跟着你们走!”这时敌人恼了火，见物就拿，连一双从旧货摊上买来的破皮鞋也不放过。最后，还踢破房门，威胁说：“下次再来给你算帐”，说完扬长而去。这次抢劫，刘素琴家里虽遭受损失，但由于她革命警惕性高，党的文件、书报藏放严密，仍一无损失。
1945年端午节那天，刘素琴在家正请民运同志王毓秀吃杨梅，伪中央税警团别动队沈松耀等便衣七、八人包围了刘家。一进门敌人用柴绳反绑刘、王两人。王毓秀当场怒斥敌人，竭力反抗，被敌在下身猛踢三脚，绑在檐下屋柱上。刘素琴被绑住后由一个伪兵拉着，这个家伙见同伙上楼去“发洋财”，眼红了，就放开拉着的绳子也上楼去。王毓秀见机急要刘赶紧离开，并说：“你不要管我!”而刘坚定地回答：“要走一道走，要死一道死”，坚决不肯离开。经王再三催促说：“你的孩子还小，需要你照料，我已被踢过，行动困难，不能连累于你。”这时刘素琴才含泪离开王毓秀，穿过佛堂，越过几道门，几经转折，躲入离家较远的竹林之中。后被一位陈家大妈发觉，解开绳结松了绑，再转移到安全地方。敌人发觉刘不在，扬言要放火烧房子。王毓秀为掩护刘素琴大哭大闹起来，吸引住追击的敌人，敌人追不着刘就把王毓秀带走了。不久工毓秀同志英勇就义。
1945年9月，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组织上考虑到刘素琴的安全，要她去上海隐蔽。她到上海后，以当女佣为掩护。以后与张波等同志又去德隆烟厂做抽茎工。在德隆烟厂曾与工人一起为争取增加工资而罢工达一个月之久，被大家选为工人代表之一，与上海社会局所属流氓头子周阿湘等进行谈判，并取得了胜利。此后，她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上了。当时，隐蔽在上海的郑侠虎等同志都陆续回到三北，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刘素琴毅然决定仍回三北家乡。刘素琴返家后，国民党县长程方，得到抓牙提供的情报，召集反动头子俞赵祥、胡子民、冯载光等一伙商量，决定准备以“刘素琴任师桥民主妇女会会长，也负责师西一带情报，经常在慈北活动”之罪名，予以拘捕。
3、狱中坚持斗争
1947年9月25日(阴历八月初十日)，刚从上海返乡没住上几天的刘素琴正在晒场上翻晒东西，国民党保长金渭(绰号大脚疯)领着国民党侦缉队长阿均一伙，以查户口为名，闯进了刘家，对着刘问：“你叫什么名字？”刘素琴响亮地回答说：“我叫阿琴!”敌人就把她捆绑走了。
敌人把刘素琴直送国民党慈溪县监狱关押。胡孑民、冯载光对刘多次刑审逼供，并唆使国民党师桥镇镇长沈梦兰出庭作证，捏造罪名，横加陷害，而刘坚贞不屈，什么都没有承认，并驳得敌人无言可对。敌人只得把她从大监转入小监严加看守。在大监时和她一起的还有裘婷霞(烈士郑侠虎之妻儿到了第二年(1948年)二月，中共慈镇县工委组织部长陆子奇(女)也被捕，正好也关在同一大监里。她们三人结合在一起，晚上睡在一起低声交谈，互相勉励：“我们是共产党员，总不能无所作为。”于是成立了狱中党小组，推陆子奇为组长，提出了在狱中斗争的任务：一是学文化；二是做难友的工作。
为开展狱中工作，刘素琴当了女监“笼头”。她们把同监“女犯”视为姐妹，新老“犯人”都得到她们的照顾。当时男监有一个姓徐的，只有二十来岁，已判处无期徒刑，依仗“老犯人”资格，欺压新来“犯人”，敲诈勒索，动辄打骂。她们利用放风时机，主动接近他、教育他。指出大家都是受苦人，谁也不应当欺压谁。几次接触后关系搞好了。解放后，徐还找到陆子奇，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了更好地继续为党工作，从女监开始坚持学习，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互教互学。课本没有，就把越剧戏考作课本，每天学习，不间断。这，带动了整个监狱。刘素琴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心里想的只有党的工作。丈夫沈邦明、儿子沈坤权来看望她，她总是劝慰亲人要坚强地活下去，并切齿痛恨地说：“敌人是不会放我出去的。”弟弟刘文华带着组织关心狱中同志的钱和食物来探望她，一见面眼泪直流，只是呆立窗口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刘素琴却亲切地对弟弟说：“不要难过，家里的事千万要做下去”，暗示他对革命工作要坚持下去。对关押长达十一个月之久的刘素琴，敌人的刑审逼供和威胁引诱，都毫无用处，所得到的只是一句话：“勿晓得”。敌人失败了，国民党县政府无可奈何地向上峰承认“审问多次，迁延未决”。只得以“羁押至今，仍不知悔悟”为由，于1948年8月21日(阴历七月十六日)借故将刘素琴杀害在慈城西园岭脚。
刘素琴烈士遗体，由亲人和邻居冒着风险，越过敌人岗哨，从西园岭翻山越岭，连夜偷运至家乡埂田村挥泪成殓，将灵柩安放在大岐山上。解放后，由慈溪县人民政府迁移到白洋湖畔的慈溪县革命烈士陵园里。
刘素琴的一生，是为党和革命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她的英勇业迹，将光照千秋，永存山河。让我们世代相传，永远学习，永远怀念。
六、陈思奋
离休干部陈思奋，原名陈莲芳，1926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大户人家。抗战爆发了，在上海光华银行担任经理的父亲，安排她和祖父母避难于余姚五车堰。陈思芬先后在五车堰的胡氏希明小学和嘉兴小学读书，受当时的地下共产党员俞燧初老师的引导，她投身了革命。1943年1月，年仅十七岁的她把一封留书压在祖父的枕下，离开了富裕家庭，到临山方家余上办事处张光书记处报到，参加了浙东新四军的部队，并改名为陈思奋，意思是思想要不断奋进。
陈思芬被组织安排在临山、马渚一带搞民运工作，组织弟兄会、妇女会、农会，大力宣传抗日救国重要性，革命热情很是高涨。
1948年2月，陈思奋惨遭国民党余姚绥靖公署警察逮捕。那天她正带着哺乳的婴儿隐蔽在天元市家中，突然闯进四个荷枪实弹、凶神恶煞的伪警察，她和婆婆、小叔子一起被敌人堵在屋里，敌人拿出一张绥靖公署的逮捕证。陈思奋被敌人当胸一把，拖出门外，然后前后左右长枪挟持，把她押奔天元汽车站而去，当时她怀中还抱着吃奶的婴儿，此时也被吓得嚎啕大哭，年仅十五岁的小叔子跟上前来想抱走孩子，竟被穷凶极恶的敌人一脚踢入路旁阴沟。此时有不少街坊邻居看在眼里，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极为不满，有个叫阿月的邻居一边说着“孩子又没有犯法”，一边乘机抢下了婴儿，才使吃奶的婴儿免于牢狱之苦。
正是由于这次被捕，竟然使陈思奋在狱中碰到肖东烈士，并和肖东一起在狱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陈思奋，从周巷、余姚押送到梁弄，当时有其他六位女政治犯与她一同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睡的是霉烂的稻草铺，天热后还要与蚊子、臭虫、跳蚤等多种虫子作伴，吃的是一天仅两餐难以下咽的“吊命饭”，这样坚持到1948年6月，关在梁弄的二十几个男女政治犯被敌人用绳子绑成一串，陈思奋也被绑在其中，走山路然后再改乘汽船押送到余姚监狱，并准备转到杭州去。
到余姚监狱的第二天，敌人突然向女牢中扔进一个鲜血淋淋、皮开肉绽且昏迷不醒的女囚犯，同牢的几个女狱友赶紧把她扶到所谓的床上，这位女囚犯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眉清目秀，身形瘦小。经过七手八脚的一番救护，她慢慢醒了过来，虽然她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但眉宇间仍透出一股坚毅不屈的神情，在擦洗伤口时，她咬着牙，竟没吭一声。后来，一个认识她的狱友偷偷地告诉陈思奋，这个犯人虽然年纪不大，却是地下党一位很能干的女干部，名叫董阿菊，又叫肖东。后来又陆续从佩服肖东的狱警口中了解到，肖东同志在原来叫凤亭乡鸭塘湖村执行任务中，被敌人发现后被捕，并已先后多次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逼供。在被扔进女牢前，敌人用劈破的毛竹毒打她，还被反手绑着悬空吊了整整一个晚上，肖东同志坚持到底视死如归，这使陈思奋和狱友们非常震撼和感动。
经过大家几天的精心照料和护理，肖东同志被摧残的身体逐渐得到了恢复，由于原来穿在身上的衣服已被打破，陈思奋用一件印丹士林旗袍改制了一件短袖衫，给肖东穿上。狱友们团结在肖东同志周围，聆听她对革命的宣传，坚持与敌人作斗争。陈思奋同肖东同志在狱中整整相处了四十余天，后来陈思奋的案子移交到杭州特别刑庭进行审理，她与肖东同志分别后被押送到杭州延安路国民党第一监狱，而肖东同志在与陈思奋等狱友分别后不久惨遭敌人的杀害。当时蒋家王朝覆灭在即，我党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临时大总统李宗仁被迫答应，陈思奋终于得到了释放。
出狱后，陈思奋在当时的第四区（浒山区）具体负责民运与妇女工作，并兼宣传及通讯联络。
1949年4月初的一天下午，伪自卫队来张家村围捕，有人报信，同志们摸河撤到河对岸，陈思奋为了收藏文件和去找受伤同志丁连奎，慢了一步。当她和老丁走出村时，人高腿长的老丁快速绕过坟头，一下子跑得不见人影。陈思奋拼命跑进一片竹园，前面是油菜田，四面是河塘，她不会游泳，敌人四面包抄，她第二次被捕，被押到浒山伪区署关进木笼。审问她的是蒋介石的长江部队，准备逃往台湾，他们为了抢功，强要把她接案过去。当晚审问，陈思奋当时穿的是家庭妇女般的淡蓝色旗袍，一开口就咬定是天元市的普通老百姓，是找丈夫来到张家村的，敌人不信，于是给陈思奋上了电刑。敌人叫她坐在椅子上，双手用铅丝绑上，她被通电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