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朋友是不读现代诗的，这让我羡慕，因为这相当于剔掉了一个很大的门类，阅读压力会小很多。但另一方面，当我读到心仪的诗歌时，又会暗自替这些朋友感到惋惜，也许他们真的错过了一些美好的事物。
不读现代诗的原因大致有两个，认为当代汉语诗人几乎都是在哗众取宠，读他们的诗还不如去读古诗词；认定“诗歌是不可翻译的”，所以读译诗也很乏味、无趣。
但是我觉得只读古诗词的人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读到的古诗词实际上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去读《李太白全集》会发现里面其实也充斥着大量平庸的应酬唱和之作，其无聊程度并不亚于部分味同嚼蜡的现代诗。换句话说，论比例的话，现代诗里的佳作并不一定比古诗词中的上乘之作少。
而对于译诗的看法，我深有同感。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里尔克《秋日》，北岛译
我相信读到这样的诗句，很难有人会真的讨厌它。但是如果你因为喜欢这首诗而去买了一本《里尔克诗选》，十有八九一辈子都不会读完。因为里面的大部分诗歌（即使是《杜依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这样的名篇）读起来都是佶屈聱牙的，很难从中获得直接而强烈的审美刺激。正因为如此，我读过很多译诗，但没有几本能真正从头到尾读完。我曾一度发愿要告别译诗，尽量只读英文诗。无奈由于过于懒散，读一本英文诗集要耗费几个月时间，而自己想读的书又太多，最终未能如愿。
终于，我在W.H.奥登写的《论卡瓦菲斯》一文里找到了一丝安慰：
倘若我不知道卡瓦菲斯，我写得很多诗就会大不相同，也有可能根本就写不出来。然而我不谙现代希腊语，因此我惟有透过英译或法译接触卡瓦菲斯的诗。
这使我感到窘困，同时使我感到有点不安。我想所有写诗的人都会有这种看法，即散文和诗的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散文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而诗则不可以。我也一直持这种看法。
可是一旦某个只能阅读译作的人在诗艺上受该译作的影响成为可能，则上述的看法就得重新介定。
在诗歌的诸要素之中，肯定有一些是可以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 就纯粹的抒情诗来说，当一个诗人“歌唱”而不是“说话”，则他的诗是不可译的……而诗中……可以保留在译作里的要素是明喻和暗喻。因为这两种比喻并非源于地方性的措辞习惯，而是源于全人类所共同熟悉的感觉经验。（1）
这段话赋予了译诗存在的必要性，我们也都知道，现代汉语诗的创作在从译诗中所汲取的营养整体上远远超过对古典诗词的继承。进而我意识到，从译诗里也许我们反而可以感受到一种异质性的美学因素，比如在汉语诗里看不到的语法结构，繁复的视角切换或是冷硬奇崛的意象。
其实说来很奇怪，诗歌自古至今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门类，而中国又经常自诩为一个诗歌的国度，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几乎达到了人人“谈诗色变”的程度，“诗人”的身份也变得可笑和尴尬。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一部分人对诗歌怀有一种宗教性的热情，把诗歌的地位抬得太高，赋予了它一种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才能获取的神圣性；而许多创作者又过于激进，急于以先锋叛逆的姿态来为诗歌正名，于是冒出一大批观念现行的诗歌流派，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派别又特别喜欢占山为王、互相倾轧，把当代诗坛弄得乌烟瘴气，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也只能望而却步了。
这里面又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对诗人自杀的看法。似乎不少读者认为诗人特别喜欢自杀，因此他们的内心必定是阴暗的，热爱生命的人应该远离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才对。但这依然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古罗马诗人李维乌斯说：“我从未在生活中碰到过一个从未想过自杀的人。”自杀的人很多，要真去做数据统计的话，农民自杀的比例不一定低于诗人自杀的比例。而且一个人的自杀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只是因为写诗就必须要去死的人。
另一个是对口语诗的看法。我并不排斥口语诗写作，实际上口语诗的写作比很多人想象中的历史要更悠久，也更普遍。唐代有一个诗人王梵志，他的诗歌就是以大白话而闻名（ “我见那汉死，肚里热如火。不是惜那汉，恐畏还到我。”），“打油诗”鼻祖唐代诗人张打油也有名篇《咏雪》传世：“江山一笼统，井口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古诗词中的传世名句，绝大多数也是平易近人的，其中并没有太多生僻字或晦涩难懂的意象。而国外口语诗写作实践也发展了很多年，并出现了布劳提根、布考斯基这样的大家（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只是因为许多读者的阅读视野还停留在叶芝、泰戈尔这些抒情诗传统里，所以会对国内的口语诗产生巨大的排斥心理。
但是我的偏见是，口语诗的写作普遍还处于粗制滥造的阶段。在我看来，以口语的形式提取和传达诗意是比以意象入诗更难做到的。但这种困难在国内口语诗诗人那里似乎是看不到的，他们写下了大量毫无美感的诗句，这些创作只有观念上的冲击而无审美上的快感。而这些观念冲击，放置于五花八门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语境下，其实也是苍白无力的。况且还有出版和网络审查的限制，想要造成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冲击也很困难。（对此杨黎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看见我的许多同代人，他们的写作在如此挑剔的审查之下，居然还可以发表、出版和获奖，我怀疑。”）（2）因此，我不打算推荐口语诗。
最后，冒着故作清高的风险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份推荐清单没有任何公平、客观或权威性可言。
1.《拜伦、雪莱、济慈抒情诗精选集》 穆旦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王小波谈到穆旦的译作时说：“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3）这本书也被编辑称为“四位诗人的心血集合”，这个说法并不夸张。不知道是不是受简·坎皮恩的电影《明亮的心》的影响，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济慈的诗，反复地听那部电影的片尾曲（《夜莺颂》的诗朗诵），的确能感受到一种明亮的喜悦与诗意。
2.波德莱尔《恶之花》 钱春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女尸、蛆虫、垃圾、地狱……就像国内不少先锋诗人一样，波德莱尔偏爱这些黑暗恐怖的意象。不同的是，后者过的是一种真正放荡不羁的生活，因而能在诗歌里制造出真正的深沉与愤懑，而前者似乎并不打算放弃安稳的世俗生活，这使得他们的诗歌总是带着言不由衷的苍白感。
3.《叶赛宁诗选》 顾蕴璞译 译林出版社
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有一大堆响当当的诗人，但真正能让我毫无阻凝地读完的却是这本叶赛宁的诗集（另一本有类似感受的是《勃洛克抒情诗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在读这部诗集的时候，脑海里一直回想着海子《诗人叶赛宁》组诗中的片段，诗人的形象因此得到了强化的缘故。
我本是农家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在一个黎明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一起陷入情网
但为什么
我来到了酒馆
和城市（4）
4．索雷斯库《水的空白》 高兴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有时在逛书店的时候我会随手翻开一本从没听说过的诗集，看里面的诗句能不能打动我。索雷斯库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我意外发现的。当时我读的那首诗是：
《判决》
电车上的每个乘客
都与坐在自己前面的那位
惊人地相似。
兴许是车速太快，
兴许是地球太小。
每个人的颈项
都被后面那位所读的报纸
啃噬。
我觉得有张报纸
伸向我的颈项
用边角切割着我的
静脉。
在这首诗里，诗人精确地说出了我在逼仄的公车或地铁上所感受到的东西，（稍有不同的是智能手机取代了报纸）。于是我立马买下了这本诗集。其他诗歌也没有让人失望，不少诗句都有着微妙的观察与情感表达，包裹着一颗透明般的童心。
5.《傅立特诗选》马文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傅立特的诗都是名言警句式的，这一点当然是备受诟病的。德国汉学家顾斌就说：“天真单纯的埃里希·傅立特早已过时，因为人们很久以来就不再想再要什么宣传鼓动型诗人，而是最高水平的思想艺术和语言艺术。”（5）但就是这份企图通过诗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冲动打动了我。一些句子读完之后就很难忘记：
《现状》
谁想要
世界
像它现在的模样
继续存在
他就不想要
世界继续存在
《暴力》
暴力并不始于
一个人卡住另一个人的脖子
而开始于当一个人说
“我爱你：你属于我！”
马雁在《盛事》一诗中说：诗歌的确不能阻挡坦克，这是诗歌的局限；但诗歌试图阻挡坦克，这是诗歌的宽广。”（6）这句话用来评价傅立特的诗，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6.《卡瓦菲斯诗集》 黄灿然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你既已毁掉你的生活，在这小小的角落，
你便已毁掉了它，在整个世界。
因为这首对口的《城市》而买下这本诗集，不过其他的诗（除了那首《伊萨卡岛》）不太容易咽下，但是其中一些“历史诗”，提供了偷窥古人私生活的独特视角，读来也很有趣。
我第一次读这本诗集时跟一个室友共居一个房间，他玩游戏不爱戴耳机，为了表示反抗，我就大声朗读这本诗集，仿佛找到了一个神奇的咒语或是秘密武器：他每次都受不了，主动戴上耳机。
7.谷川俊太郎《天空》 田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鸟无法给天空命名
鸟只是在天空飞翔
……
鸟无法给爱命名
鸟只是成对儿地活下去
……
鸟无法给活着命名
鸟只是飞上飞下
鸟无法为死亡命名
鸟只是变得无法动弹
——《鸟》
因为一句诗而喜欢整首诗，甚至对整部诗集都抱有好感，这样的判断当然是没有任何文学理论依据的。但是正如里尔克所言：“没有什么比文学理论让人更远离文学的东西了”，（7）试图在诗歌里建造理论也许本身就是破坏诗意的举动。当然，这是偏见。总之，当我想要整理这样一份清单时，谷川俊太郎这几句诗是最先浮现出来的诗句之一。
8.辛波斯卡 《万物静默如迷》 陈黎 / 张芬龄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辛波斯卡的诗歌简洁、清晰、明快，即使是那些带有思辨成分的诗，呈现出来的也是澄明的意境。比如这首：
《三个最奇怪的词》
当我说“未来”这个词，
第一音方出即成过去。
当我说“寂静”这个词，
我打破了它。
当我说“无”这个词，
我在无中生有。
辛波斯卡的这种举重若轻的技巧被翻译成汉语之后居然也可以被很直观地感受到，这在译诗里是非常少见的。
9.西尔维娅·普拉斯《精灵》 陈黎 / 张芬龄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最早读到普拉斯的诗是在一本名为《蓝色记忆的年代》的诗歌选集里。当时被那首《边缘》里冷艳所震撼到：
这个女人已臻于完美
她死去的
身体带着满足的微笑……
普拉斯的诗歌属于那种深挖内心的泣血之作，弥漫着不祥和阴郁的悲剧气氛。但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因此陷入自怜自恋之中。因为她“相信一个人能够控制并支配经验，甚至是疯狂、被折磨这类最为可怕的经验。”也相信这些经验“是有相关性的（relevant），与广岛以及达豪（集中营）等更大的事相关。”（8）这种信念赋予了她的诗歌一种深邃与坚硬的质地。
10.《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
郑小琼的诗歌，缺点与优点是相辅相成的，工厂生活的困顿与荒凉迫使她歌唱，这歌声是响亮的、沉重的，但也因为缺少修饰而显得有些粗糙。
不过，将钢铁、机台、流水线、电子元件这些工厂元素作为符号写进诗歌里，在世界诗歌史的范围里都是少见的，我觉得它或许代表了一种新的写作维度：以前的诗歌里也有底层的形象和情感，但那几乎都是“上层人”代言的，始终隔了一层，现在这些诗由日日夜夜深陷其中的人写出来，必然能呈现不一样的美学特征。目前媒体关注的“打工诗歌”只强调其社会性的一面，而很少谈到这些诗歌本身的诗学意义。
实际上我们稍有了解的话，会惊讶于这个写诗的群体居然有那么庞大，而且他们写下的诗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得多（参见纪录片《我的诗篇》）。此处随便举几例：
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
一道闪电
只目击到，前半部份
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郭金牛《纸上还乡》
有些时候，我想
该不该对木头喊一声兄弟
让它在疼痛中冷静
但我最终做的，只是按下电钮
木头通过，它们并没有呼喊
只有锯片发出吱吱的声音
——孙科柳《工作》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许立志《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诗歌在这些工人那里反倒回归到一种纯朴的状态，没有无病呻吟扭捏作态，没有口号和主义，更自然，也更动人。
11.余秀华《月光落在左手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因为身边写诗的朋友比较多，余秀华的诗歌最火的时候，别人看到的可能大多是赞美，我看到的却几乎都是批评。一部分人的观点同沈浩波的看法比较接近，认为余秀华的诗歌是心灵鸡汤，是对大众文化的妥协，因为“诗歌内在的精神属性要求诗人冷漠于大众，而不是迎合。”（9）（奇怪的是，像沈浩波这样一个在微博上有着600多万粉丝的“认证诗人”竟然会如此大言不惭地说出这样自相矛盾的话。）另一部分人的观点类似于赵丽华，他们觉得余秀华这种类似朦胧诗的写法已经过时，“梨花体”“乌青体”这些口语诗比余秀华的诗歌更重要，也更能体现出时代精神。（10）
不可否认，余秀华的诗歌是有缺陷的，像“白”“疼痛”“疾病”这些词语重复的次数过多，节奏感有所欠缺，又总是习惯性地陷入顾影自怜的情绪之中。但是要注意到的是，这本诗集里的创作时间跨度只有一年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下这么多有力的句子是需要才华和功力的。像沈浩波、赵丽华那样的当代著名诗人，过去二十年间又写下了多少优秀的诗歌呢？
12.《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有人问我国内最喜欢的诗人是谁？我还是会回答海子。有一阵子我会羞于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个回答很容易招来白眼和冷场。跟余秀华的诗相类似的，很多写诗的人说海子的诗已经过时，或者认定他的诗因为自杀或所处时代的缘故而被大大地高估了。
我提不出什么强有力的理论来反驳这些观点，只是遵从自己内心最直观的感受：虽然我没有像最开始那样喜欢海子的诗了，但过去十几年间，我经常会重读海子的诗，每一次读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明显的审美冲击。这种情形是我在其他诗人的诗集里很难体会得到的。
注释：
（1）选自《卡瓦菲斯诗集》一书的后记，黄灿然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语出杨黎的诗集《五个红苹果》自序《做一个坏蛋》；
（3）出自王小波的散文《我的师承》；
（4）海子《诗人叶赛宁》；
（5）参见
（6）出自《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
（7）语出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8）语出西尔维亚·普拉斯访谈（访谈人：彼特·沃尔），得一忘二 译；
（9）沈浩波《余秀华的诗写得并不好》
（10）赵丽华《“梨花体”“乌青体”比余秀华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