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是个养蜂人，毫无例外，我母亲也是。只不过，我最初父亲的职业理想，绝不是成为一名四处辗转常年奔波的养蜂人。至于他到底想谋一份什么样的职业，我每每问起，父亲用那浓厚的乡音重复道：“除了养蜂子，我现在还会啥子嘛？”
他定是忘了，二十几年前，那一本破旧不堪的《养蜂手册》，但凡空白处，都被他写上了胡诌乱编的诗，一字一顿涂抹着不知深浅的人生理想。这本《养蜂手册》，是父亲成为养蜂人的第一本教科书。只是，这本书来得有点迟，让他生受了三年的劳务折磨。
我爷爷是大字也不识一个的农民，并不觉得在教室里伊伊哇哇念一天书比在地里干一天活来得实在。父亲那时已经读完初中，而村里绝大部分人小学都没念完，爷爷觉得，是时候将父亲从那堆没用的书本里拉回来了。关于初中毕业被爷爷勒令退学充当劳动力的这段历史，父亲每每提及起来，总带着一股子苦中作乐的豁达：“想当年，你爸我才十六岁，就开始挑扁担干活，挑六十九斤半的桶……”忆苦思甜之后，他还来一句自我升华的总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是，我那伶牙俐齿、吵遍全村无敌手的母亲，总会极不配合地眼睛一翻，鼻子一哼，声音敞亮地揭老底：“哎哟，你不是说你老汉能干得嘛？可怜你读书娃莫得劲，只好给你配个能装六十九斤半的桶儿！”
六十斤九半的一对水桶，压在父亲稚嫩的肩膀上，来到沟沟坎坎，田间地头，日复一日，企图用长久的劳作彻底磨灭父亲那越来越稀薄的求学渴望。当时，村里还是大集体状态，村民们白天上地干活，晚上到村里的保管室集合读夜校扫盲。父亲作为村里数一数二的高学历，被委任为夜校老师。在这个用脚步都能丈量出面积的小山村，父亲那濒临死亡的读书梦，忽然光芒大盛。从毕业的学生到稚嫩的代课老师，父亲想，原来除了读书，还可以教书。于是，他满怀希望，催促爷爷跟村里唯一在镇上当民办老师的堂伯说情，推荐自己加入民办教师队伍。我那位堂伯，一来兴许怀着点小小的私心，担心父亲会威胁到他在村民中独一无二的老师权威，二来爷爷也没有带去具有绝对说服力的礼物，于是他三番五次推脱，总能找到合适的借口将如牛皮糖一般的爷爷送出家门。
说起这件事，父亲总有点遗憾：“如果你堂伯那时候搭把手，说不定我现在就是教授哩！”母亲却满是嘲笑：“得了吧，你看看新闻，现在的教授有多少扯不清楚的事！”
总之，当老师的愿望落空了。父亲只好跟着他那量身定制的六十九斤半水桶，继续在跟泥土打交道。在他务农生涯的第三年春天，忽然有个河南来的养蜂人拖着十几箱蜜蜂摆在村子旁边。
罗家湾这个小村子，一向闭塞，谁家老母鸡下了个双黄蛋，都能被当做新闻在大妈大婶的舌头上来回咀嚼好些天。忽地来了个外乡人，全村的人都出动了，像看什么稀罕物一样盯着养蜂人。
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山野，蜜蜂成群结队，扇动翅膀，飞入花间，“嗡嗡”地唱着，待肚子滚圆，两只后腿各攀上一颗淡黄色的花粉粒，再飞入蜂箱。养蜂人从帐篷里拿出一个铁皮做的简易摇蜜机，手法轻柔地揭开蜂箱，拿起刷子，将爬满巢脾的蜂子轻轻扫落，再将巢脾放入摇蜜机卡住，摇动把手来回转动，亮晶晶的蜜糖从巢脾里甩出来，落入机子底部。待巢脾里的蜜彻底甩出，养蜂人又轻轻地将它放回去。如此再三，短短一上午竟然摇了一大桶晶莹透亮的蜂蜜。
养蜂人沉默寡言，并不解释蜜糖的由来，只是舀了井水冲起一大勺蜜，请大家喝。村里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新鲜的玩意儿，原来蜜蜂的嘴巴里吐出来的水又甜又香。
时间久了，村民对养蜂人的行径不再好奇。只有父亲，成了养蜂人的跟屁虫，他只要忙好农活，便放下担子奔向养蜂人的帐篷。当油菜花最顶上的花苞也开过的时候，养蜂人决定离开村子，走向下一处开花的地方。父亲软磨硬泡，说通了爷爷，成为养蜂人的徒弟，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学一学这养蜂取蜜的手艺。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养蜂这个行业，我从来也没有机会跟父亲讨论过这个问题，只好在心里暗暗揣测，对身在闭塞山村的父亲来说，跟着养蜂师傅，兴许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那时候，四川还不是务工人员输出大省，左领右舍都还将面朝黄土背朝天当做终身职业。因此，我的父亲便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走出去的人。
（二）
跟着养蜂师傅那几年，父亲倒也没吃什么苦，只是经常搬迁。每年春天，采完老家的油菜花蜜，便离开四川，一路北上，去宝鸡、武威、金昌，赶着洋槐、向日葵、紫荆等花的花期。每到一处花开正旺的地方，寻一块宽敞之地，铲掉杂草，将蜂箱搬下来，一个接一个整齐放好，再拉起帐篷，搭起一个临时住处，休整两天，开始采蜜。
周而复始，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天来临时，父亲辞别师傅，回到老家。来年花开之际，父亲又离开家，跟随师傅前往头一年经过的地方，重复着那越来越熟悉的采蜜营生。
养蜂师傅并没有教给父亲多少东西。
在父亲的那个年代，拜师学艺，首先得孝敬师傅，至于师傅愿不愿意将本事传给徒弟，到底传多少本事，都得看师傅的意思。父亲的这位养蜂师傅，倒没有太多师傅架子，也无需事事要父亲鞍前马后，只是他天性沉默少语，也不擅长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只交给父亲一本厚厚的《养蜂手册》，任由父亲琢磨。
好在，父亲的脑子还算灵光，凡事只要师傅做过一遍，他也依样画葫芦能做得八九不离十。
几年下来，父亲已经将养蜂的本事学到手。他跟爷爷商量，想自立门户，也学着养蜂师傅的样子，自己买十来箱蜜蜂出去闯闯。买蜜蜂需要一大笔款子，爷爷只是个伺弄庄稼的老农民，家里的收入，早年为大伯娶媳妇，已经所剩无几，加上小姑还在上学，爷爷的兜里几乎没有余钱。他不愿凉了父亲的心，又不愿将手头的拮据直白地告诉父亲，便拿出一个恰当的挡箭牌——“无后为大，还是先将婚事解决了，再说养蜂子的事”。
当时，父亲已经二十二岁。在这个边远的山村，流行早婚，大多数人到了十六七八，就结了婚。到了父亲这个年龄段，他的同龄人早就当了爹妈。父亲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剩男”，却并不优质，只是个穷的叮当响的憨实后生。媒人见了父亲，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如嫌弃春末地里抽了苔的莴笋一般，好像只要塞给父亲一个女人，父亲就必须感激涕零。哪知，父亲这个总在土墙上贴着刘晓庆海报的土包子，居然也会挑三拣四。相亲之路不顺利，父亲却不以为然。大龄单身人群总能得到已婚人士的格外关怀。父亲的婚事迟迟得不到解决，为此着急上火的队伍已经从爷爷奶奶壮大到隔壁村的大娘大婶，但凡谁发现了适婚女子，便火急火燎地告诉爷爷奶奶。
一位隔壁村的大婶，格外看不起那些到了适婚年龄却迟迟不肯结婚的人，自作主张，将她那已经二十一岁的“剩女”堂妹介绍给我父亲。俩人依照当时流行的相亲过场，打着自由恋爱的旗帜奔着结婚的目的处了几次。后来，这位“剩女”成了我的母亲。
当时年轻人恋爱约会流行看电影。父亲手头没几个零钱，却装硬气，请母亲去看电影。母亲高兴坏了，一时之间忘记恋人需要独处的约会原则，带上了舅舅和小姨。父亲兜里的钱，只够买两张电影票，一看到母亲带着俩弟妹出现在电影院门口，完全傻眼。母亲看出父亲的窘迫，摆了一回阔，一个人买好电影票。父亲对这位约会不揩油的剩女格外高看，终于拿出死缠烂打的惯常招式。
兴许同是天涯“被剩人”的缘故，母亲对父亲的印象也不错。于是，父亲和母亲处了一年后，结束了一直被格外照顾的“剩人”生涯，欢欢喜喜成了家。后来，在油盐酱醋锅瓦瓢盆的碰撞中，父亲与母亲总免不了口角相对。纵然母亲伶牙俐齿，还是辩不过擅长讲大道理让人听得云里雾里的父亲。
母亲懊恼，“老子信了你的邪！跟着你就没享过福！说啥子跟着你浪漫得很，哪里有花开就去哪里采蜜，养蜂哪有你说得那门简单！你个骗子！”
父亲嘿嘿一笑，肆无忌惮地展示着满脸得意：“我说的本来就是实话，我们养蜂子这行，本来就是哪里有花就去哪里!”
（三）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了好几年，爷爷也收拾起太爷爷留下来的手艺，趁着空闲发豆芽卖。将绿豆用温水泡好，待喝饱水的豆子冒出尖尖的白点，放进土陶烧制的水缸，盖上竹篾编的盖子，每天浇个十来次井水。如果是夏天，三五天便长出满缸的豆芽来，要是冬天，则要一个星期。
爷爷发的绿豆芽，细长细长的，带着雪白的一段根子，比起那些用过胖大灵和无根剂的豆芽，纤细很多。不过，他的生意倒是挺好。每天早上，爷爷五点多就起来，将豆芽从水缸里捞出来，放进倒满水的水槽里，洗掉豆芽根部早已裂开的壳，再装进竹篾编制的箩筐里，挑着去镇上沿街叫卖。
“刘豆芽！刘豆芽！”
街上的居民和菜馆，倒挺喜欢这长得纤弱的豆芽，这人一斤，那人两斤，还不到中午，爷爷就挑了空箩筐回来，再下地干活。
后来，“刘豆芽”有了点名气，街上的菜馆指定要爷爷的豆芽，爷爷只消在大清早将豆芽送去就成，不再沿街叫卖。
结婚之后，父亲想借用爷爷这块豆芽招牌做豆芽生意。只是，父亲卖了一阵子豆芽之后，才发现还是养蜜蜂比较适合他雷打不动的睡懒觉习惯。于是，父亲跟母亲商量，想买上十来箱蜜蜂来养。母亲虽然总喜欢时不时跟父亲抬杠，但在养蜂这件事上却是全力支持。当下，她拿出家里所有余钱，跟父亲数了数，距离买蜜蜂的钱还差一大截。
父亲跟爷爷再次提起养蜜蜂的事，爷爷这几年卖豆芽攒下一笔钱，资助父亲自然不成问题。当时，家里还是集体生活状态，大伯一家、小姑、爷爷奶奶还有父亲母亲都挤在五间土屋里。大伯非常反对爷爷资助父亲，父亲气不过，请了村长和几位长辈来，要求分家。父亲分得一间堂屋，一间里屋，大伯要求搬出去另起房屋，爷爷只得将积蓄挪给大伯造房子，养蜜蜂的事，爷爷已经无法支持。
母亲不甘心，一拍大腿：“求人欠人情债受白眼还不如贷款！”
父亲经历分家这件大事，更不愿四处求情借钱，便请了村长开了证明，拿到信用社贷了二十元钱。我记事起，印象中猪肉是一元钱一斤，二十元钱，已经是一笔巨款。
父亲贷到这笔款子，从河南师傅那里买了十几箱蜜蜂，开始了三十几年的养蜂生涯。母亲则留在家中，独自耕种着分家得来的两三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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