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考作文满分怎么写的！我们找了几位 “老司机”现在发车
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高考作文写作是一项功利主义的技术活。既然如此，理应有一些高人，可以传授一些类似武功秘籍的写作招式才对。
《博客天下》联系了多位写出过满分高考作文的作者，请他们就当年如何写出了高考满分作文谈谈感受，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
他们回忆了作文背后的经历，有人重新考量了当时那篇作文的价值取向，有人回望了那篇作文给自己后续人生带来的影响。
是，高考就像人生里的一道分水岭。高考作文则是水面上最先涌来的第一层波浪，每一朵浪花都会有自己的归宿，而我们来看看冲得最高的这些浪花都怎么说
2014年高考的作文材料是老规矩，我拟的题目是‘木头裙子’与社会。
木头裙子的比喻来自春节时电视里一遍遍的家风是什么特别节目；幸好我在最紧张的高三依然有闲心陪家人看电视。现在想来，除了从报刊中化用来的语言，恐怕这篇作文最大的特点就是问题意识：《伦理与资本主义》同样在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当年的我果然很胆大，指望用八百字写出韦伯一厚本书都没敢说分析透的问题。
然而，这篇作文有一个致命缺点从头到尾，都没给社会下一个明确定义，只是模模糊糊地将社会与自组织等同起来，并且强调社会相对于的自治性。缺乏学理分析基础，未曾我注六经就在考场上六经注我，我把课上学到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往身边拽，把市场经济、私权意识等当时认为正确的名词与材料里种种老规矩一对对地贴起来。
诚然这没法怪一名高中生；直到大三出国交换选修了社会资本与社会课程，我才真正从学理上了解社会意涵的多元与宽广，读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反思，尤其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对、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表述，我才明白在现有制度下，社会根本就不可能有当年高考作文里的那种自治性。
当年的我对于社会还有另一层希望：个人对于的身份认同与行为确证，即人们不仅是作为个体关心自己和家庭，更普遍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关心社会福祉；正如大学时读到的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个体地结合起来》中所说，个体主义对的殖民化，关切那些本身不容许被私密简化的公共问题。现在的我依然认同并追求这一种社会，但不再像当时那样认为小大市场的体制可以真正实现它。
大概很少再有场合要求我们在没有任何考据的情况下，仅凭不到十分钟构思洋洋洒洒写下两页答题纸。虽然回看自己的高考满分作文深感幼稚，也早已在阅读与思考中了很多当时的观点，但直到今天，在大学的各种社会学课程与新闻实践中，社会依然是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当年的文字就像一个标，着我的反思与改变。
我想说，在精确审题的前提下，写最关切的议题、最珍爱的事物，无论在分数上还是上，都不会后悔。
问者太多，实在拗不过时，就像背书一样告诉对方，当时语文试卷上画着一匹好大的马啊，现代文阅读里还说，‘紫燕跃武，赤兔跃空’，于是我有了灵感
古人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实每当压力大的时候，我都会高考前的那个下午，那个梦是黑的，惊觉很多书还没有念，很多题没有做完。那一刻，非常懊悔，又为力。
我是理科生，但从小就把阅读古典小说当好。比如逮着一个同学我会问：你知道玉皇大帝的全名叫什么吗？
我经常拿这类无聊的问题考别人。我能随口报出隋唐十好汉的排名，擅长的兵器有多少斤重。我还能把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名字、绰号倒背如流。
考试又不考就像魔咒一样。后来听烦了，凡是语文书上要求背的什么《出师表》、《岳阳楼记》一概不看，我专门找《古文观止》那些考试又不考的来背。现在想来，未免有些孩子气。 高二的时候看《围城》，后记中杨绛说钱钟书也有类似的癖好，我得意地认为自己天生有成为作家的那分痴气。
高考结束当天下午，我一口气买了10多本心仪已久的明清小说回家。但是父亲已经从我考后的反应看出数学发挥得不好。
后来因为一篇作文被报道，被破格录取，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发现的过程。
平行里一定存在另一个我。因为试卷上没有画一匹马，没有提到赤兔，没有写出满分作文，没有被破格录取。他现在干什么呢？是一个蹩脚的程序员还是在中关村卖电脑？
我只能确定，他是IT界里最酷爱古典文学的人之一。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过得也挺好。
当年的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考虑到那是在1999年，这个命题画风还是挺骨骼清奇的。
对当时的高中生来说，这种半式带悬念的命题能当场吓哭不少人完全在平时的训练范围之外。而且卷子上写得清清楚楚文体不限光是在考场上纠结该写记叙文，还是议论文，就已经让人很痛苦了。
其实，过了那么多年回顾我当年的考场作文，你会发现，它是一篇特别主流正能量的稿。稿不是记叙文，也不是议论文，而是抒情诗和咏叹调。
这篇作文，如果让中学生拿到共青团组织的比赛上，让小粉红们声情并茂地朗诵一遍的话，绝对是催人尿下的。大量的排比段落，夹杂着各种漂亮的词藻，中国人和外国人生僻的名字，积极地拥抱未来，对记忆移植这件事的伦理和社会效应只有和期待，没有质疑和，要多主流有多主流，要多正能量有多正能量。
在这篇800多字作文的前半部分，我用了三个排比段落，分别移植了钱钟书、余纯顺和邵云环三个人的大脑，然后用华丽丽的语言地了钱钟书的渊博、余纯顺的探险和邵云环的爱国主义。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跟这三个人都不太熟。
我在高中时代，经历了从为了兴趣而读书到为了装X而读书的过渡期。小的时候因为识字早，所以提前读了不少书，古诗词、历史和军事，都是兴趣所至。到了发育阶段，作为一枚男生，外表和体育能力都不太出众，求偶方面比较吃亏，自然就期待在阅读量和课外知识上找优越感别人没读过的书我读过，别人不知道的冷僻知识点我知道，别人没读过我也没读过的书我也读过。
平时的作文竞赛和模拟考试，这招我已经百试不爽了。我飞快地调取自己大脑的数据，迅速地找到了中国人庄子、王夫之和屈原，人柏拉图和里尔克，来匹配我钱钟书的关键词：渊博。其实这几个人里当时我最熟的就是庄子和屈原，还正经地读过几篇《南华经》和《离骚》，其他的人我都是只知道个名字但是，这就是我跟其他考生的区别。说到文史先哲，你们只能想起来李白、杜甫、曹雪芹和巴尔扎克，但我能想起来庄子，还能拿腔拿调地管他叫庄周，我还能想起来王夫之和里尔克，之前的作文竞赛我还提到过西班牙经典作家费德里戈 洛尔加尽管我一篇他的小说也没读过，但我知道这个人，而你们不知道，这就足够了。
至于余纯顺和邵云环的故事，前者来自《读者文摘》，那个时候探险家余纯顺刚刚在罗布泊遇难3周年，我在作文里面用牧马和驼铃这些意象在余纯顺身上，还是能唬住不少人的。至于在科索沃战争中遇难的记者邵云环，那是1999年最热门的英雄人物，爱国且正能量。三个记忆移植的段落，三个当时去世不久的人的身份标签文史学者、探险家和爱国英雄。既多元、充满正能量又正确，那个分寸感我当时把握得可好了。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又用了三个排比段落，还押了韵。薪火、沧海、底蕴、贯通这些高中作文里的六级词汇，我一个没落，都串成了句子。至于开头的那个代题记其实当时我连什么是题记都不清楚，完全是因为看当时很流行的一套杂文集《黑马文丛》系列里的很多杂文作家都爱在文章前面加一个代题记，就生搬硬套了过来，没想到大家都还觉得挺高级。
回到今天，我再想想当年的我在高考考场上的满满一篇人名、书名、地名和华丽的寻章摘句凑成的大杂烩，整个就是一个散装零售知识大拼盘。如今有了罗振宇的《罗辑思维》和《得到》，到处都是散装零售知识，如今的少年们靠装渊博七拼八凑成一篇高考满分作文的难度已经降得很低了吧？
话说，其实当年交了卷之后，我一直处在惴惴不安的状态。毕竟这也是我第一次把参加《迎接十五大 国旗在我心中》首都中学生比赛写稿的文体用在考场上还是我这辈子参加过的最后一次国考级别考试的考场上，鬼知道它会被分给哪个阅卷老师。我也不清楚当时我在考场上的时候怎么居然敢尝试新的文体，深谙应试教育规律的老师，没有一个敢鼓励学生在考场上冒这个险。而且，我觉得我这篇作文写得很空，全是排比章句和华丽辞藻，而几乎每个语文老师都谆谆过学生：要言之有物，不要空洞无物，可是，我觉得我写得真挺空洞的啊。
我记得清清楚楚，公布成绩的那天是1999年7月22日。早上我坐卧不安地拨打了查分电话（那会儿互联网还没那么普及），分数还没出来。为了缓解焦虑，我下楼去卖了一堆阳台上的废品，喝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回到家，我妈脸上笑靥如花，声音颤抖地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嘛？你们老师打电话过来了，你作文得了满分，《青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
我瘫坐在了地上。没想到，命中了。事后老师说：今年高考作文鼓励创新，打破常规，基础好的学生更容易冒尖。是啊，我在文体上胆子是大了一点，但这篇文章，我到底写了些什么，表达了些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这篇作文被印在了各种语文讲义上，一用就用了10多年。后来，我真的做了文字相关的工作，至于学会写人话，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
这么多年以来，经常出现的一幕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多新朋友，大多数都是85后、90后，认识一段时间之后不少人都问我：哎你当年是不是写过一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高考满分作文？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骆轶航这个名字！没错！我们老师还让我们抄过呢，说你看看人家这文采！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一定高考的时候不再写那么多排比句，用那么多散装零碎的文史哲知识点。我一定写点真正有想法的东西，说点人话，尽管这未必能拿满分。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18岁，当年出生的人此时此刻已经走进考场了，我希望今天的考生们不再写这么辞藻华丽言之无物正能量的作文。又一个18年过去了，这样的作文如今AI（人工智能）都能写，高考满分作文的门槛，该提升了。
我究竟是不是1977年冬季高考考生中的作文最高分？40年来，这个传言一直存在，但无法。疑虑始终在我心中，重重。
1977年10月21日下午6点30分，我正坐在开往银川的169次列车上，中的头条新闻就是关于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通知。
接下来的不到50天时间里，我身处人生中最昏天黑地的日子白天去工厂上班，夜里挑灯复习，直到1977年12月10号早晨，我们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
之所以这样决绝，是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书，刚上小学就能饶有兴致地阅读《参考消息》。
在我身处的那个贫寒荒芜的少年时代，凡能找到的书统统读过，甚至连《赤脚医生手册》也读得津津有味。当许多同学视作文为畏途时，我早就轻松飘过，甚至，上初中时，我曾不打草稿地用整整一个作文本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炉热心红》。
下乡的我因为有了宏大目标，自然迸发出惊天地泣的动力，玩命读书并玩命思考，甚至一字不漏地过大学出版的《文艺学概论》。
几个月之后，《文艺》编辑部居然给我寄来，邀请我参加工农兵短篇小说作者。
尽管那篇小说越改越糟糕，但从知青岁月开始的写作训练却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我疯狂地写，脸上全是汗，写着写着把棉袄脱了，一直写，一直写，写得握笔的手都僵了，写到最后自己都哭了。
于是，漫卷诗书，一东行，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天津，成为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生。